我父亲年轻时,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二愣子”。虽然如此,但他也有惧怕的人,那便是我的干姥姥。
那时,我家住在乡下,母亲最羡慕别人的,就是家里有老人,能帮着带带孩子、做做饭,生气了,也有地方倾诉一下,
母亲是北方人,老家在千里之外,而我的爷爷、奶奶很早就去世了。
那个时候,父亲在县城干活,隔段时间才回家一次。每当父亲骑着自行车的身影出现在村前小路的尽头,渐行渐近,我便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他每次都带回来一些好吃的,比如肉、糖果、糕点:担心的是:父亲会与母亲吵架。
父亲脾气暴躁,点火就着,母亲呢,具有北方人典型的性格,倔强,不服输。俩人动不动就为些小事情闹起来,先是小声拌嘴,然后是大声争吵,甚至是大打出手,乃至于从屋内打到屋外……
听到响动,邻居们逐渐围了过来。或许是父母吵斗的次数太多、太频繁,他们早已司空见惯;也或许是日子太空虚、太无聊,他们巴不得有人能整出点儿事来,好解闷儿,邻居们虽然嘴上不停地在说:“别打了别打了!”但却只是站着围观,而无人上前解劝。
每当此时,弟弟妹妹在旁边吓得哭声震天,我愣在那里,像根无助的木桩。当父母斗到激烈之处,我才惊醒,想起干姥姥,跳起来,飞一般往她家跑去。
我—直不明白,是我那时太小亦或是的确跑得像兔子一样快,总之,每次我都能跑得耳边风声呼呼作响。
干姥姥是我家下放到农村后,母亲拜的干妈。一听说父母吵斗起来,干姥姥赶忙出门,往我家跑去。
我跟在后面,干姥姥是个缠过足的小脚,步子迈不大,跑不快,但她身子努力地前倾着,一扭一摇一摆,飞快地迈着小碎步儿,竭力让自己跑得快一些;而手里,要么是握着一支竹条,要么是一把高粱穗扫帚。
一见到干姥姥,母亲大喊一声:“娘啊……”仿佛受到了天大的委屈,蹲在地上,放声大哭。而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父亲,见到干姥姥,也立即老实下来。
干姥姥开始数落和痛骂父亲,骂到激愤处,举起手里的东西便打,父亲则老老实实地低着头挨揍。
干姥姥手里的东西,是随着季节而变换的,冬天是竹条,那竹条在父亲的后背上抽得砰砰作响,我看见父亲厚厚的棉衣上,腾起一道道、一阵阵的灰雾;夏天,则是高梁穗扫帚,当然是用过的那一种,随着干姥姥的手起手落,父亲后背和屁股上,立马布满了扫帚的灰印。
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干姥姥之所以变换工具,是怕真的打疼父亲,你想啊,冬天穿着厚棉衣,那细竹条抽在背上,会疼吗?而干姥姥打我父亲,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安慰母亲罢了。
打够了,干姥姥训斥道:“下次还敢不敢撒野?”
父亲赶紧笑嘻嘻地连声讨饶:“娘、娘,您消消气,我再也不敢了!”
于是,干姥姥就转回身劝我的母亲:“儿啊,娘骂也骂了,打也打了,你就别闹了……”
父母的每次打斗,均以此结局而收场。当然,有时母亲与父亲怄气,娘家太远不能回,就干脆跑到干姥姥家去住。过了几天,父亲腆着脸去接,这一幕便又在干姥姥家的门前上演了。
那一年,干姥姥去世了,母亲跪在棺材前痛哭流涕。我也在流泪,当然,我伤心的是:如果父母再打起来,我到哪里去搬救兵呢?我侧眼看了看,令我惊讶且不可思议的是,父亲跪在那里,居然也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长这么大,我还从没见父亲哭过呢。
回到家,父亲依然沉浸在悲伤中,痛心地说:“好不容易找个娘管着我,这下又没啦!”
过了不久,父亲也拜了个干妈。
那一天,他穿戴整齐,买了礼品,骑着自行车带上我,去拜干妈。因为是父亲的干妈,所以我得喊干奶奶。回去的时候,父亲异常高兴,口里吹着欢快的口哨,身子很夸张地左右扭动,把自行车骑得飞快。他的情绪,似乎传染给了那两只呼呼转动的车轮,它们在平整的土路上也“沙沙”地欢唱着。
看着父亲兴奋的样子,我很奇怪,便问:“你干嘛找干妈?”
父亲扭过头,说:“有娘管着,多好!”
我更加不解,每次我上树掏鸟、下河摸鱼、满世界疯的时候,母亲的管束和训斥总是如影随形,烦透了。于是我说:“没娘管着,才好哩!”
父亲停车,诧异地望着我,说:“傻小子,被娘管着的孩子,能有地方响响亮亮地喊一声娘,多好啊!”
我快速地眨着眼,仍不明白。但我知道,父亲十岁的时候,我奶奶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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