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爱情

　　与中国大多数夫妻一样，王士光和王新夫妇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之处。在一张照片上，他们一左一右，肩并肩站在庭院里，略显拘谨。那是1938年的冬天，两个年轻人打扮得很时尚：丈夫穿了件呢子风衣，妻子穿的是翻毛皮大衣。

　　又过了10年，两人的穿着大为改变：齐刘海儿的卷发和西装革履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不过，夫妻俩中间多了个脖子上系着浅色围嘴，睁着大眼睛的小女孩儿。

　　最大的变化当然是岁月带来的。到了1975年，照片上的男人头发已经花白，戴副黑框眼镜。他俩身着深色干部服，力图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但仍然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

　　旁人难以想象，这些已经发黄甚至模糊不清的照片背后，是一个接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第一张是他们假扮夫妻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时的合影。第二张是两人因战争而分开，直到8年后在当时的晋冀鲁豫解放区一个小镇上相遇之后拍摄的，这一次，假夫妻终成眷属，并生下了大女儿。而1975年那一张，是两口子“文化大革命”时期的8年分别后重逢时拍摄的。

　　最近，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央视一套热播，讲述一对共产党员假扮夫妻、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故事。相比之下，身为原型之一的王士光夫妇，现实生活中却一直低调而平静。他们相濡以沫度过了65年时光，直到2003年王士光在北京去世。如今，妻子王新依然在世，已是89岁高龄。那些“永不消逝的电波”，彻底改变了他们今生今世的命运。

　　

　　无条件服从

　　正如荧屏上的女主角何兰芬一样，起初，本名叫王兰芬的王新也不同意“嫁人”。

　　当时，她的身份还是河北女师附中的学生。她出身于东北一个颇有名望的官绅家庭。张学良子承父业后第一次检阅东北军队，陪阅官就是王兰芬的父亲。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把女儿王兰芬送到天津亲戚家中。第二年，还在读中学、年仅15岁的王兰芬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按照计划，15岁的王兰芬即将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一所分校学习。这一天，她到指定地点来接头。

　　一切都像电视剧中那样充满悬念：在一座欧式风格的花园里，一个陌生的男子告诉她“党交给你的任务变了”，需要她和一个男同志组成名义上的家庭，掩护对方做通信工作。

　　王兰芬觉得很突然，自己连恋爱还没谈过，怎么能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结婚？

　　后来，她才知道，这个接头人正是当时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当时，他的名字叫姚克广。

　　也许是看出了小姑娘的心思，姚依林劝解说：“党员嘛，个人要服从组织，党相信你会很好地完成任务的。”王兰芬最后表示坚决服从。

　　“那时候就是这样，只要党布置了任务，个人就会无条件地服从。”之后的岁月，无论是战争年代的天各一方，还是解放后的坎坷跌宕，他们都用这句话来解释。

　　与此同时，也有人去做男方的工作。男方就是“一二·九”运动中表现积极的王士光。这个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高才生同样出身名门：父亲王治昌曾经担任北洋政府的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代理过总长，六弟是解放后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光英，大妹则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为了不碰钉子，来人问了王士光3个问题：婚否、有无对象、有无目标。他爽快地答以“我是‘三无’”，并表示要“打败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后再结婚”。

　　这也难怪，在众人眼中，这位王家四公子心目中恐怕只有无线电。当时名字还叫王光杰的他从小就喜欢研究无线电设备。早在高中读书时，他就擅长物理，所以先是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二年又转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或许是考虑到他的这种专业背景，当姚依林为加强河北省敌占区和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决定在天津建立一个电台组织时，就自然而然找到了王光杰。

　　

　　这人怎么像监狱里出来的

　　尽管表示了无条件服从，王兰芬仍然提出，要先见一见这位年长6岁的“丈夫”。

　　时间定在了1938年的一天，地点是天津一个名叫颐和园的旅舍。多年后，已经是耄耋老人的王兰芬，依然记得对这位假丈夫的第一印象：脸色苍白，头发乱得就像倒伏的麦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刚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而王光杰看见猛然跳出来个拖着辫子的小姑娘，忍不住脱口而出：“这么小？”

　　看到这样的情景，姚依林赶快把话题岔开，建议两人先去理发。他尤其叮嘱王兰芬“辫子一定要忍痛割爱”，烫个卷发最为合适。他也早已在英租界一个叫伊甸园的小洋楼上为他们租下住房。考虑到王兰芬年龄太小，姚依林又找了一位40多岁的烈士家属及其孩子，扮成他们的婶母和弟弟。

　　就这样，一个四口之家诞生了。丈夫名叫吴厚和，在天洋市场一家电料行当技师。妻子名叫黄慧，和婶母在家操持家务。

　　夫妇俩还以丈夫感染了肺结核，不得不分床睡为理由，在婚房里摆上两张单人床。

　　电台伪装成收音机的形式。起初用的是美国生产的收发报机，后来考虑到发射机和电源噪音太大，王光杰特意从家里拿来自己组装的电台和电源。据说，第一次试机，他们就发现机器“打了火”，幸亏王光杰早有准备，迅速修理好了。

　　接下来的场景几乎和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展现得一模一样：在这幢3层小洋楼的楼顶，每天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王光杰开始工作。三伏天的夜晚，旁人都在屋外挥舞着蒲扇，他却躲在屋子里，把门窗捂得严严实实，用绒布把发报机的按键包裹起来，聚精会神地发报收报。

　　年轻的妻子也成了他的助手。她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有时候，为了掩护他工作，就和楼下的房东太太聊聊天，或者找另外一个租户，一个冀东来的大地主太太说说话。

　　小姑娘唯一的娱乐就是在阳台上跳绳，这是表示安全的讯号。有时候下班回来，望着“妻子”在阳台上蹦蹦跳跳，王光杰会上前帮忙甩绳圈儿，有时候还会和她一起跳绳。

　　

　　我们结婚吧

　　这些浪漫轻松的故事背后，其实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地下工作的对手除了日本宪兵特务和伪政权警察特务外，还有国民党潜伏人员。为此，姚依林叮嘱王光杰不要打扮成穷酸学生的模样，“很容易被注意”。他甚至给王光杰买来了梳子和头油，说是“我知道你还没有想通，所以替你买来了，在学校里，朴素是个美德，现在做地下机关工作，要时刻警惕”。

　　假扮夫妻更是不能掉以轻心。闲暇的时候，这对“恩爱夫妻”还特意到附近的黄家花园散步，这是一位清末候补道台所建的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