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生的乡村调查

　　 前不久，山西大学学生郭佩祥的社会调查报告《农民的利益是如何被损害的——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博弈与利益失衡》获得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的特等奖，被认为是“大学生深入基层”的优秀范本。在这份调查报告里，郭佩祥记录了他在山西一个村子里的所见所闻，对这个村子里曾经出现过的不规范的征地、选举等，也进行了思考和分析。郭佩祥调研的村子，在文中用A村替代。

　　 乡村不是他原来想象的样子

　　 大学课堂上，研究乡村治理的老师董江爱说：“这几年新农村建设搞得红红火火，农村究竟发展成什么样，还存在什么问题，你们想知道的话，就自己去农村看看吧。”

　　 2010年4月2日，当时读大三的郭佩祥和两个同学从太原出发，来到了长治县A村。

　　 A村地下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是一个资源型村庄。一条国道从村中穿越而过，国道西侧是矿区，东侧是居民区和农田。郭佩祥老远看到村口林立着一排排店铺，脚下走的道路也整洁平坦，心想这个资源丰富的村庄“应该是一个好村子”。走进村子里，郭佩祥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村里小道边上到处堆放着垃圾，臭气扑鼻而来。一些平房的墙壁剥落，如同被铲子刮过一样。一个四合院的整面院墙都已经坍塌，露出光秃秃的院子。

　　 “新农村不是首先讲究要村容整洁吗？”郭佩祥又想起村口的景象，觉得很困惑。

　　 3个外来客在村子里四处走动，周围村民向他们投来的目光“让人感受不到一丝暖意”。来之前，郭佩祥在长治市政府网站上看到，“村民热情好客，会邀请客人进屋喝茶。客人喝一口茶，村民就要立即再倒满”。

　　 郭佩祥走过一个院子，听到里面有说话声。当他隔着院门探头向里张望时，声音戛然而止。院里一位中年妇女冲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是纪委吗？查违法乱纪的？”

　　 在田头，郭佩祥看见一个将近50岁的男人在采煤塌陷区翻土，“土地几乎没有肥力”。另一处只有半亩左右的玉米地里，一个60多岁的老汉领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在干农活。

　　 眼前的A村不是郭佩祥原本想象的样子，同时他也感觉到“这个村子不对劲儿”。好奇心和“问题意识”让郭佩祥想探究A村的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

　　如此多的土地都流向何方？

　　 从2010年4月开始，一年多时间里，郭佩祥先后5次来到A村调研，村民们对他从怀疑到逐渐信任，后来会打开院门跟这个城里来的大学生坐下来聊聊。郭佩祥走访了A村318个农户中的200多户人家，他对这个村子的情况也越来越了解。

　　 1982年，A村实行“大包干”，村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之后的30多年间，A村的耕地面积总量减少了近六成，人均耕地从2.67亩减少到0.6亩。如此多的土地都流向何方？

　　 “煤矿来我们村征地了”，“企业也占我们地”，“县政府把我们的地征走了”。郭佩祥梳理了A村近30年的土地使用情况，发现有接近三分之二的耕地先后被征用。郭佩祥经过多方访谈和求证，了解到了A村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土地倒卖案。

　　 2006年4月，在时任村支书的主持下，村集体同邻村人郭某签订合同，约定郭某租用A村南部40亩土地用于建蔬菜加工厂，加工厂应解决40名村民就业，合同期是50年。

　　 “这一看似运作规范且有利于A村发展的土地租用行为，却在实际操作时性质发生彻底改变。郭某在同村委会签订协议后，将这40亩土地倒卖给当地煤矿所在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就是要在这40亩土地上开发房地产。”郭佩祥说。

　　 正值玉米快要收成的季节，村委会和煤矿的推土机却开到地里准备平地。一位村民对郭佩祥说：“当时很多村民就不愿意卖地，也拒绝领取补偿款。”当天夜里，村委会、乡镇派出所和矿上的推土机趁村民不在地里，将快要成熟的玉米推倒。第二天清晨，当村民看到地里的庄稼被清理一空时，气愤地找村干部理论，但是村干部含糊其辞，相互推诿。后来，直到原本说要建加工厂的耕地上被挖了40亩的大坑，村民们才意识到这里要修建楼房。

　　 “政府对农民的技术、资金、农资、农业税减免等方面的支持都以土地为基础。”学政治学专业的郭佩祥知道，农民失去土地后，就意味着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失掉了依附在土地上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权益。

　　两年六换村干部

　　 土地被征走了，村民应该得到补偿款。用地换来的钱，是否都合理地花在了维系村民个人生存和村庄共同发展上了呢？郭佩祥查看了A村30年征地补偿款账目，发现只有不足一半的钱用于村子建设公共设施和办企业，而有超过一半的款额流向不明。

　　 “按照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农村土地和征地补偿款属于村集体所有，应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来对其作出决策。”郭佩祥不断追问，A村的村民自治权到底有没有实现，村干部是怎样领导这个村子的，村委会究竟起到什么作用？

　　 郭佩祥多次听到村民们说起“村里的村干部曾经两年六换”，他核实了这个说法，觉得“如此频繁地更换很不正常”。

　　 改革开放30年来，A村只进行过4次村委会选举。虽然只有为数不多的选举，在郭佩祥看来，“A村所有的民主选举都是在极其不规范的操作下进行的”，贿选也是笼罩在民主上空的一片阴影。

　　 1985年，A村第一次进行村委会选举。选举委员会在村委办公室支起大锅炸油条，村民只要前来投票就可以领油条吃，因此A村村民将这次选举称为“吃油条选举”，选出来的第一届村干部也有了“吃油条干部”的称呼。

　　 2005年，A村举行了第二次选举。2008年，A村迎来历史上第3次村委会选举。这次选举采用村民海选、两轮投票方式，投票率达到96%，也是A村村委会选举以来的最高投票率。

　　 在第二轮投票的前夜，候选人之一同时也是改选前的村委会主任用卡车拉上面粉，在村里挨家挨户发面，并给每位村民100元钱，请求村民在第二天选举投他一票。

　　 选举的第二天，有村民在选举现场起立高喊，责问村委会主任前夜的贿选行为，但选举没有停止。最终，贿选的候选人在第一轮票数远低于竞选对手的情况下，在第二轮投票后以5票优势当选村委会主任。

　　 然后，由于非法倒卖土地案、私自处理煤矿煤灰补偿款，以及连任后迅速为自己修建了第二处房产等原因，致使A村民怨很大，村委会主任在连任后不久就因村民上访而辞职。

　　 A村不得不在镇政府的组织下进行第八届第二次村委会主任选举。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为了让村组织正常运转，倒贴了近20万元，自己的建筑队生意也耽误了，还在2009年年底得了病。身心疲惫的他在2010年春节时坚决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