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磨合:我和洋丈夫的那点糗事

　　大仲马说过：“结婚不是恋爱的终结，爱的‘事业’永无止境。”婚姻不但是一门爱的事业，且和任何事业一样，来之不易，弃之痛苦，维持更难。而涉外婚姻，似跨国事业，牵涉民族、文化、经济种种不同，经营起来谈何容易。如何把跨国婚姻进行到底，这不仅需要勇气、耐心，更需要智慧。

　　现在，我说说我和洋丈夫磨合的几个小故事。

　　

　　“我爱你”，听到耳生茧

　　

　　我是再婚女人，现在的丈夫是美国人。我感觉，与西方男人谈情说爱，和国内完全不相同。西方男人中不乏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阴险毒辣的骗子和其他性格缺陷者，但总体而言，西方男人对女人还是挺尊重的。我有—位朋友曾采访了12对“中女西男”的夫妇，做过粗略的中外婚姻调查，全体受访男士对太太都赞不绝口，连声“very nice”(非常好)，若干年后，朋友再去回访，12对夫妇有半离了婚，问那些离婚男士对前妻的看法，依然是满嘴的“very nice”。美国人不把婚姻的成败和个人品格好坏混为一谈，做不成夫妻是大家个性不合，或者没有缘分。

　　这就是美国文化。有时我会觉得美国人过于客套，有点儿虚假的嫌疑。在我们家，每次用餐后，美国籍的丈夫都要对我说“谢谢”，和我们中国人的“不用客气”的谦逊完全不同，我着实适应了好一阵子才习惯。

　　有一次，从买菜到清洗到烧熟，都是丈夫一手操办，结果他还是谢谢我。我忍不住问他：“要说谢，那应该是我谢你，怎么反倒是你来谢我呢?”他很自然地回答说：“谢你陪我吃了一顿愉快的晚餐呀!”

　　若要质疑西方人的虚假，我感觉他们的口头禅“我爱你”首当其冲。中国男人深沉，这三个字，很多中国男人一辈子说不出口，而美国男人却每天要说上无数次，听到我都耳生了茧。我觉得，说“我爱你”当然好，不说也不是什么罪过，嘴里不说并不代表心里不爱，心里有爱没必要非得从嘴里说出来。可我丈夫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不说是一件大事，如果哪一次我忘了说，他非要我补说才行。

　　有一次丈夫开车送我上班，到我们报社门口后，我已经快迟到了。正好碰到同事，我朝丈夫挥挥手就转身走了。结果丈夫追上来，硬要我补说了“我爱你”才罢休。我觉得他真成了这句话的奴隶了，应该分轻重缓急嘛!他却有他的道理。他说：“万一我们分开后，你没有说‘我爱你’，我又出意外了，那你会后悔辈子的!”

　　

　　屈什么，决不屈自己

　　

　　要过圣诞了，丈夫拿出长长的礼物单，开始张罗起来。以前我在香港过圣诞节，年年花样不同，不是出去吃大餐，就是旅行度假，最开心的还是圣诞夜随着人潮在维多利亚海边看灯饰、逛街。可是和丈夫在美国过圣诞节，绝对是在家里，大餐是精心安排、设计的，在圣诞树下拆礼物是整个节日的重头戏。

　　第一次和丈夫过圣诞节，他送了5样礼物给我，当时我还以为因为是第一次，所以那么隆重，谁知此后每年都是5样礼物。圣诞买礼物是最开心的事，我总是喜欢给家人或朋友买他们需要的东西，既实惠，又尽了心意。那年，我给住在我家的两个女孩子(前夫的女儿)买浴袍外加一套洗浴用品做圣诞礼物，用小篮子装着，再打一个大大的、美丽的蝴蝶结，既漂亮又实用，也不太贵，一共才30美元。

　　我得意洋洋地把礼物给丈夫看。丈夫却说：“礼物不错。但圣诞节你不能买她们需要的东西，应该买她们想要的东西才对!”说完，他拿出一早准备好的礼物——每个孩子都有一个音乐播放器——他买的是最简单的那种，当时也要100多美元一个呢。

　　过自己想过的日子，这在我们家似乎每天都在进行。这个想过的日子，有时只是—个很普通的生活习惯。丈夫工伤后，收入大减，他最在意的是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出去吃早餐，也不能经常出去看电影、坐在电影院里吃爆米花了。我是中国人，不觉得这是什么世界末日，中国家庭—般都在家吃早餐，而且，看电影未必一定要去电影院。但美国人，譬如我丈夫，绝不轻易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改变自己的习惯。在此后很长时间里，丈夫因此耿耿于怀，因为他没有过上他想过的日子。后来，我终于劝服了他，我们买了爆米花在家租碟看，虽然音响效果差点儿，但也是可以接受的。

　　有一年，丈夫和我一起回上海过年，我教他中国习俗，带他去各位亲戚朋友家拜年。去过好多家之后，他惊异地偷偷问我：“为什么你们中国人买得起大房子，却不肯付电费取暖?”我丈夫是这样的人：加州算是四季如春，但天稍冷，他就会把家里的暖气开得滚烫，在屋里只要穿个背心就行了。为了过这样的日子，美国人可以用光银行里的最后—分钱。所以，我也懒得跟他解释中华民族节约的优良传统，只是义正词严地回道：“环保，你懂吗?”丈夫耸耸肩，继而笑了。

　　有时候，他为了过自己想过的日子，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真让人受不了。那年，他的腰受伤，到了不动手术随时有危险的地步，医生打算把手术安排在12月20日，他当然不同意，因为圣诞节他一定要和家人一起度过。医生为了让他签字，就答应说一定会在平安夜前让他回家。我心里想，开什么玩笑，脊椎大手术，要开10个小时的刀，而且正面背面都要开，我在香港住过脊椎科病房，开过刀的病人起码卧床一两个星期，肯定是医生把他骗进手术室，之后就轮不到他说话了。

　　手术之后，丈夫满身插满管子，被送进了重症病房，第二天才转入普通病房。美国医疗注重术后锻炼，医生当天就让他下地走了几步。术后第三天，是12月23日，我一看情况，他连坐起身都需要床上的辅助装置帮助，就对他说：“今年我们就在医院里过个特别的圣诞吧!”我让护士在他的病房里架起了小床。护士还告诉我，不会收我的伙食费。我在高兴之余，打算出去买点儿节日的必需品，当然少不了他想要的礼物——限量版橄榄球队的头盔。

　　等我带齐东西回到医院，竟然看到他僵硬笔直地坐在床上，严肃并神气地对我说：“我已经办好了出院手续，带我回家吧”天啊，我们家的卧室在二楼，他怎么上去?再说，他的腰一点儿都不能弯，连让儿子背上楼都不行。

　　到了家门口，我说：“要不，把床搬到楼下厅里?”被他严肃地拒绝了。他咬着牙，吊着我的脖子，我则双手扶楼梯，硬是带着他挪上了二楼。自此之后的每一个夜晚或清早，我的脖子成了他入睡或起床的大吊车，无数次都差点儿被他吊断。

　　

　　深情里，藏着小偏见

　　

　　不知是巧合还是西方人的共性，他们对太太都非常关注。我是作家，习惯打腹稿思考，有时可能脸上木无表情。丈夫见了，总要神经紧张地问：“发生什么事?”我回答：“没事。”他还不放过：“别瞒我!”搞得我哭笑不得。跟他解释多次，下次还是照样发问。我和同样嫁给洋人的女伴闲聊，原来她们的老公也会对忽然陷入思考、面无表情的妻子同样紧张，就连发问的句

子和语序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