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一生在奔跑

　　 一直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很值得写，也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写着。“文革”，造反，上山下乡。妈妈病故后，细细回顾，忽然感到我们的妈妈这一代中国女人，更值得一书。妈妈她们是举“足”轻重的一代。她们真个是立足在中国突变的九十度拐角处，以她们没有被缠过的天足。

　　 妈妈天资聪慧，只接受过两年半正规教育，却最终成长为幼儿教育工作者，幼儿园园长。妈妈是自学成才的。妈妈早在自己身上实现了终身接受教育。她自己上学读书不多，弟妹上学时跟着弟妹学，子女上学时跟着子女学，管理幼儿园工作需要时跟着丈夫学会计。我至今记得妈妈耳鬓厮磨地跟爸爸学习会计记账法的场景。

　　 妈妈小时候跟着父母移民到上海。外公在“洋行”任职，相当于今天的外资公司白领，妈妈过了几年“上海小姐”的日子。可是好景不长，战争来了，日本人来了，全家人逃难回宁波乡下了，第一次移民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外公贫病交加死后，作为长女的妈妈，帮着小脚外婆艰苦度日，绣戏袍，打短工，开杂货店，什么没干过。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看日本电视剧《阿信》，妈妈说：“我就是阿信，中国的阿信。”当时惊诧：妈妈可从来没有这样与某个剧中人类比过。毋须多言，妈妈的过往经历便能大致明了。

　　但生活在故乡的妈妈心灵深处，有个移民情结。移民移民，不就是移向“禾”“多”的地方么？大上海就是这样的地方。迁移的动力，除了童年记忆的美好，还有妈妈对大上海都市生活的向往。大都市不仅繁华，且自由，中国妇女的真正解放，都是从她们移居都市开始的，摆脱故乡封建大家庭的束缚，过当家作主的小日子。妈妈嫁给爸爸后，就跟着爸爸来到上海，开始他们家族的二度移民经历——放弃老家的高屋宽厅，到上海来“蜗居”。移民，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妈妈说：“屋宽不如心宽”。心宽，就是自由解放的感觉啊！

　　妈是解放前一年结的婚，第二年生我的那天，上海解放了。用上海话攀谈，刚解放叫“冒解放”，“冒解放的辰光又不晓得会走上职业之路的咯”，不然，也许她们就不会生那么多孩子。“冒解放的辰光”她们照样穿好看的旗袍，打鲜红嫩绿的绒线衫，给自己的绸鞋面上绣几朵花，每天穿得山青水绿，安安心心地做她们的家庭妇女。她们的丈夫一般在银行或公司当职员，工资拿回来全数交给夫人安排，小生活绰绰有余。能干点的家务自己做，家里安排得舒舒齐齐，不那么能干的就找个小娘姨搭把手。

　　 妈妈属于能干的，但结婚六年连生了四个孩子，也把她的能力精力摊派完了。1957年“解放妇女劳动力”，时代一声召唤，妇女们积极响应，勇敢地走出了家门。我估计，妈要是早知道有这么一天，她肯定会少生一半，生两个孩子就可以了，像易安的教授妈妈一样的。可谁也没有料到，解放到了第八年，我们的共和国好像突然缺劳力了，要借助妇女们的手了。算起来，1957年应是我们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那一年，留在国人记忆里的有两件大事，其一是解放妇女劳动力，其二是“反右”。

　　 于是，留在我们印象中的妈妈形象，总是跟她的双脚有关。每天忙忙叨叨上班，风风火火回家。开始时还好，一家人吃食堂；不久食堂关门大吉，各家各户又回到自己家厨房做饭，而这做饭的活，依旧回到妈妈们的身上——天不管她们已经由家庭妇女摇身一变为职业妇女。妈妈们“上”了时代的“当”了！先说是要把她们从锅台边解放出来，也确实“解放”过一些时日，可后来她们又被“关”回去了，关回到厨房里去，要她们“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每每是，她们还没下班，一大家子人已经在那里“嗷嗷待哺”了！怎不令她们马不停蹄、忙得“脚也掮起来”！记忆中的妈妈总是在奔跑。从马路上跑到弄堂，从弄堂里跑进家门，“奥扫快奥扫快”地自言自语着上海话，捅炉子、淘米洗菜做饭。闷了半天的炉子总不争气，半死不活的，妈就会抓一把盐扔进煤球里，拼命扇，直到噼里啪啦地窜出火苗来……

　　 妈妈所经历的是战争的时代、移民的时代、革命的时代。时代赋予妈妈坚强的性格，也打上了过于节俭的时代烙印。“这好省的啦”是她的另一句名言，至今想起便令人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