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走进“他们”,关爱“他们”

　　3年前的“世界艾滋病日”，我们曾写过一篇《霓虹灯下的特殊“客人”》的文章，讲的是一群白天当医生、专家，晚上去各种色情场所找“小姐”的人。他们当然不是嫖客，而是一支“高干队”——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队，隶属于各区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他们的工作是向那些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的人群传授防治艾滋病的知识，并劝说他们使用安全套。

　　3年后，上海又多了一些民间的防治艾滋病组织，他们的工作不是找“小姐”，而是找男同性恋和男性性工作者。他们怎么会想到做这件事，又是如何做的呢？

　　

　　他们帮政府把安全套发掉了

　　

　　2008年3月，卜佳青和几个朋友在茶坊商量事情，一个月后他们打算搞一个大型的网友聚会，这个活动有特殊的意义，就是防治艾滋病。“要准备几百个安全套，还要印一些宣传手册，最好能请医学专家来现场讲讲。”“我们哪来那么多钱呢？”当时的卜佳青21岁，是一名大学生，朋友也和他差不多，要么在校，要么就是刚毕业开始工作，大家都没什么钱。所以，关于这个聚会的筹划，他们已经拖了很长一段时间。“不如我们到政府部门去问问，看他们能不能帮帮忙”，有人提出建议。“可是，我们是谁？他们凭什么要帮我们？”“我们就如实地说，我们是一个网络社团，叫‘与非门’，想搞一个这样的活动，问他们能不能提供点安全套……”

　　几天后，当卜佳青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上海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打电话时，对方的回答让他出乎意料。“你们来得正好，我们也在想到底该去哪里发安全套。”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动提出说有3万元的经费，可以提供给卜佳青做防治艾滋病的项目用，“你写份项目申请书来就可以了。”能如此顺利地得到政府的资助，卜佳青一直认为他们很幸运。

　　“与非门”，它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呢？“当时的‘与非门’是个网上的虚拟社区，主要的参加对象是‘男同志’（男同性恋），这是我和几个朋友在无意之中建立起来的。”也许是因为同性恋者在现实社会里得不到光明正大的生活，他们就转而寻求网络，“与非门”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就发展得火热，在这个圈子里小有名气。“我们的QQ群有几十个，什么羽毛球群、游泳群、唱歌群、电玩群、漫画群……大家按照兴趣爱好参加各个群的活动，结识新的朋友。很多人都把‘与非门’当成是自己精神的家园。”既然是家园，自然也要做一点有利于家人的事。大家在聊天的过程中常常会提到关于艾滋病的事情，“你知道，这和‘男同志’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于是就有了那个聚会的点子。

　　聚会对“与非门”来说是一次很大的转折，卜佳青和同伴们第一次尝试写一份防治艾滋病的项目策划书，虽然这份策划书现在看来极其简单，才几页纸，但在最后的执行上来看还是成功的。那天共有130多人来参加，卜佳青作为领导者，向大家提出“与非门”将来要发展成为一个防治艾滋病的组织，这得到了一致的赞同。当天，他们招募了一批志愿者，发了几百个安全套，还动员了一些会员去参加HIV的检测。

　　“与非门”所做的这些，也正是政府想做的。卜佳青后来才知道，政府一直都在寻找像他们这样的民间组织。这两年，“小姐”的艾滋病感染人数得到了控制，男性同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情况却在不断上升，2010年1月——10月上海艾滋病报告发现，这种情况的感染者有357例，占总感染人数的33.9％。“高干队”没法像找“小姐”那样找到“男同志”。因为同性恋不是什么职业，而是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固定的出没场所，况且在我们社会传统的压力之下，同性恋并不愿意公开暴露自己的身份。既然找不到人，就没法干预，安全套在手却发不出去，这对政府来说是一种苦恼。现在好了，有了“与非门”的帮忙，安全套全发掉了……

　　在这种讲求双赢的基础下，2010年3月，“与非门”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上海静安区青年预防艾滋病服务中心（简称上海青艾），这也是上海首家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以“男同志”为主体、致力于性病艾滋病防治公益事业的社团。23岁的卜佳青是上海青艾的总干事。

　　

　　“人文关怀”是关键的切入点

　　

　　帮助政府做事的不仅仅是上海青艾。我们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幢商住两用大楼里找到了一家公司——上海乐宜。虽然号称是一家“公司”，但是在办公室门口没有挂任何的名牌，走进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粘在门板上的很多安全套包装袋，再看橱柜里摆放的是一本本预防艾滋病、性病的书，甚至还赫然放着几只令人眼跳心跳的男性性器官的模型。

　　郑煌，30岁，上海乐宜的负责人，他说公司主要做的就是为男性性工作者提供医疗、心理、法律的咨询服务，让他们远离艾滋病。为什么想到开这样的一家公司，还得从10年前说起。2000年，20岁的他从老家福建来到上海，从事摄影摄像的工作，后来在朋友的影响下，他参加了一个宣传预防艾滋病的公益组织，常常出入一些酒吧、浴室等色情场所，接触了很多的男性性工作者。那段时间给他的感触很深。郑煌说，在一些影视作品中，男性性工作者被定义为帅气、有钱，每天都光鲜照人的人群，但在现实生活里，他们根本就不是这样，“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从外地很贫困的地方来到上海，长相也并不出众，虽然做了这行，但其实也赚不了多少钱，常常要为生计发愁，有些还要‘站街’。我去过他们住的地方，又小又脏，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这样的一群人是很容易患上性病和艾滋病的，而且因为贫穷，还会加剧这些病的传播。

　　看得越多就越想做点事，2004年，郑煌辞掉工作，和几个志愿者一起成立了上海乐宜。“当初也想过要去民政部门注册，但他们说预防艾滋病的事不归他们管，叫我们去卫生局，卫生局看了也没批，又让我们跑民政局。拖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我们还是在工商局下面申请了营业执照。”说起这段经历，郑煌有点感慨，这两年政府在对待民间组织的注册上的政策宽松了不少，“上海青艾就是遇到了好时机。”

　　成立初期，上海乐宜只有郑煌一个全职工作人员，他的工作就是登门拜访男性性工作者，一开始，他常会遭遇“白眼”，吃“闭门羹”。慢慢地，他摸索到一套工作模式。“当对方不理睬我时，我就找他的同伴聊天，聊一下他们的老家或者他们喜欢的事，渐渐地就深入他们的内心。”在他看来，要做好这份工作，“人文关怀”是关键的切入点。每次和男性性工作者打交道，他都会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便于对方能第一时间和他联系上。每次公司招聘新员工，他必定要注明一条：有开放的思维，尊重和认同性工作者及性少数人群（比如同性恋、双性恋等）。“在中国，性工作是违法的，如果我们也带着成见，那么，是无法做好性工作者的干预的。在我们的外展中，宣传预防性病艾滋病知识虽然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去倾听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然后尽量帮助他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