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那地那水是被谁污染的？

　　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总量司司长刘炳江称，现在在外面他都不敢说自己是环保部的司长。一次打车上班，出租车司机看他“像是个当官的”，硬生生没让刘炳江插一句话，数落他一路，“你看看你们把这个天搞成什么样！”

　　出租车司机的矛头所指简单明了，就是直指管理者，尤其是环境管理和保护的决策者和监督者，这在大体上并没有错。但是，刘炳江此后的解释却与出租车司机的归因并不一样。“谁不希望蓝天啊，可中国30年的发展，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汽车每年增加2000万辆，煤炭每年两个亿两个亿往上增，咱们的水泥占了世界的三分之二。大家都在喊‘我要原生态’，其实自己活得最现代。”

　　这种归因显然是把每个人都看成了环境的污染者，那天那地那水就是每个人污染的。此话当然有一些道理，比如买辆车，就为污染做出了贡献。由此推论，环境污染就是人人有责，人人无责。结果就是，法不责众。

　　然而，这种归因法既是在为拓污者和管理者推卸责任，也是让污染得以名正言顺继续存在并恶化下去的理由。

　　即便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每个人都对空气、土地和水的污染负有责任，也有责任大小、轻重、主次和直接与间接之分。谁应为天地水的污染负主责，按顺序来看，首位是排污者和污染的制造者，其次是环境监管者。中国的天地水被污染在很大意义上不是人人都想过得很现代，而是排污者不守法和管理者的不尽责。所以，出租车司机的话一点没错，就是你们这些排污者和管理者搞的。

　　让国人当作黑色幽默来调侃的红豆汤事件就是如此。2013年7月，河北沧县张官屯乡小朱庄的地下水因工业废水污染变成了红色，近800只鸡喝水后死亡。由于地下水被污染，23年来当地村民只能饮用桶装水。但时任环保局局长的邓连军在接受采访时称，红色的水不等于不达标的水，因为放上一把红小豆，煮出来的水也可能是红色的。

　　尽管此次污染事件的排污者受到处罚，但是，排污的70家企业在均摊罚款后，每家还不到8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某个省份对计划生育超生的家庭罚款80万，美其名曰社会抚养费，是治污费的10倍。这其中的荒诞稍加比较就能看出。超生罚款可以让一个家庭倾家荡产，但排污被罚对一个企业却是九牛一毛，实际上就是在纵容、包庇和鼓励排污企业继续污染。

　　把我们的天地水都污染了的直接责任者难道不是这些排污的企业和监管这些企业的职能机构吗？其实，出租车司机的话已经是很客气的了，不客气的话应当说监管机构是尸位素餐。原因很简单，根据一种简单的契约关系，当公众纳税把监管环境的责任委托于政府后，后者就应当负起全部的责任，而不是让排污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污染环境，把我们所有人都赖于生存的空气、土地和水都搞得不宜生存。

　　监管者负有更大的责任还在于，除了人之外，也得为这块土地上生存的自然物过上原生态的生活负责。因为自然物应当享有被保护的法律权利，这些自然物包括动物、植物、海洋、河流以及环境中其他所谓的自然物体，即作为整体的自然环境。

　　把污染归咎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也提出了另一个推托责任的理由，即每个人都想生活于原生态，就不能过现代化的生活，因为原生态与现代化像鱼与熊掌一样不可兼得。然而，纵观其他国家的发展与环保之路，原生态和现代化并不矛盾。一方面，人人都与原生态和现代化的兼容有责任，例如，主动少开车和少浪费，但另一方面也得靠法律和管理来坚定实施环保政策，很多政策和规定就蕴含了既原生态又现代化的兼顾。

　　例如，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希望有一辆车并没有错，但是，需要定下政策立下规矩，既让家家户户拥有车享受现代生活的方便，又不污染环境。在其他国家，这样的政策早就体现出来，一方面是生产厂商生产的汽车必须达到环保要求，否则不许出厂和销售，就连其生产的过程和排污也必须达到清洁空气的标准；二是与汽车相关的所有产业都有环保标准，如汽车喝的汽油、修车等也必须达到环保要求。美国加州洛杉矶的治污过程就贯彻了这样的标准，经过多年努力，让汽车和蓝天同时兼得。

　　因此，我们的空气、土地和水被污染固然与每个人有关系，但是，最大的和直接的责任者是排污者和管理者，而且公众的既原生态又现代化的要求也是能满足的。在认识上再也不能似是而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