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化废为宝”的智慧与启迪

　　日本经历了“二战”后的“焦土时代”,在废墟上实现了世界少有的经济复兴。在这一进程中,严峻的废弃物环境焦虑,也曾侵蚀着亿万日本国民,但也由此逼出一条创新之路。

　　对于生长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国民来说,石棉之灾和水俣病,也许是永远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突袭而来的灾难,使许多人身心受到摧残,甚至由此家破人亡,国家经济也遭受重创。这其中,除了工业污染带来的链式反应,亦摆脱不了漠视废弃物而酿成的沉重恶果。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消费方式的升级,海量的废弃物衍生,早已远远超出专业人士的预测,致使国民深陷于废弃物围困的窘境。曾几何时,日本居民组织、街道自治体专门发动了大规模的全国性害虫驱赶运动,1971年爆发的“东京垃圾战”,更凸显出废弃物治理中的深层矛盾。复兴之路却衍生出“公害大国”的污名,深深刺痛日本国民的心灵。痛楚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废弃物问题不仅仅是卫生问题,更是环境问题。

　　也许正是因为遭受过上述磨难,笔者在接触日本时发现,日本人在谈论环境问题时,总能流露出一种对自然的敬畏。出于这种情感,在环境治理的价值观念上,日本社会发生了颠覆性转变。在他们看来,废弃物绝非简单地是被处理的对象,更是被“放错位置”的重要战略资源。如今,日本已经以一系列废弃物处理政策为基础,建立起了再利用(recycle)、减量化(reduce)和资源化(reuse)的3R废弃治理结构,目的就是将分布于天、地、空、水中的固有和人造废弃物作为循环资源充分加以利用,实现循环型社会愿景。2000年日本颁布了《循环社会基本法》,其中就明确指出:无论有价、无价,都应将存在于废弃物中的有用物质作为循环品来看待。

　　在前几年的一次商务交流活动中,笔者曾观摩了日本NKK的京浜制铁所工作演示画面,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高炉转炉车间:几千平方米的高大钢架结构的车间内,竟然空气清爽,鲤鱼在工业玻璃池内欢快畅游。细察之,整个屋顶均配置了巨大集尘机,对工艺活动中产生的各种粉尘废气进行彻底过滤。而煤炭矿石传送带都加上了盖子,整个脱硫装置和肥料生产结为一体,废水的处理及冶炼废弃物通过自动智能调控装置得到充分回收利用(据称再利用率高达99%)。观后,笔者不禁为之惊叹。令人称道的是,近年来日本政府针对废弃物快速增长的局面,借助市场等手段不断强化了治理力量。在日本,无论是生活垃圾还是产业废弃物,一般都需要有受政府检查许可的专业公司进行处理,这些公司接收定量的垃圾,按垃圾分类进行收费,各种收费等级和标准虽有不同,但都能保证处理公司有利可图。当然,如果这些公司只收钱不作处理,或处理不符合政府规定的标准,是要被重罚的,甚至有接受刑事裁判的可能。此外,“回收就是财富、扔掉就是废物”的鲜明口号,已日益被众多日本企业主动接受。

　　日本是一个精于技术模仿与创新的民族,在废弃物循环利用领域,日本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大到工业报废汽车、船舶、建筑废料,小到生活废品玻璃瓶、铝铁罐、电池板、碎纸片,日本人的创新思维可谓层出不穷,开发了一系列独特完备的技术工艺和处理程序。以轮胎回收为例,2008年全日本报废轮胎数量约为1.5亿个,新日铁公司利用原创技术冷铁源熔解法(SMP),将废轮胎燃化,其中的高级碳素线材作为废钢的替代品还原成高级钢,油、煤气和残余的碳则作为燃料替代品重新利用,再资源化率可达100%。据测算,该技术每年可利用日本全国废轮胎的10%以上,换算成重油的节能效果高达10万千升/年,相当于减排15万吨CO2。

　　中日两国如能加强该领域深层次的合作,必将对节能减排、推动循环经济发展起到示范性作用。

　　在日本国民看来,参与环境决策关系到所有市民的利益,任何人的利益都不能因环境问题受到伤害。这一认识与国家大力推行的从幼儿到成人的环保教育全覆盖体系紧密相连,争做环保公民、环保卫士已成为日本流行的社会新风尚。如今,“化废为宝”的循环观,构成了日本社会的一种公共文化和文明理念,渗透到了企业生产、行业发展和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全社会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强调全社会统一意见、进而形成合力,是日本废物治理的关键和重要特征。或许,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官民共建的操作性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