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课

18个学生坐在教室里。迎接他们的,是提前到来的高中第一堂历史课,以及用粉笔写在黑板上方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历史?”　　8月30日,江苏省扬州中学,历史老师王雄笑眯眯地望着讲台下的学生,他们都刚刚经历中考进入这所省重点高中。“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问题。”他指了指黑板,“大家都可以回答,要记住,很多问题没有对错。”　　“我认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情。”戴眼镜的男生最先回答。另一个则接着说:“历史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粹客观的,另一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比如日本和中国书里的历史就是不同的。”　　一个穿白色衣服的男生站起身来发表意见:“历史是开始、繁荣、衰败,又开始、又繁荣、又衰败。”最后,他干脆斩钉截铁地下了一个结论:“历史就是一个圆。”听到这里,同学们都忍不住哈哈笑起来,就连这男孩自己也抿着嘴笑了。　　学生们热烈地讨论了一个多小时,直到王雄提出下一个议题:“同学们能用画画来表现当下的历史吗?”　　几分钟过后,同学们手里举起了各种各样的画。其中一个大眼睛男孩用黑笔画了许多小圆圈,又用一个箭头指向了底部的大圆圈。“这是刚才发生的历史,我们在讨论什么是历史。一开始会有好多个答案,”他指了指那张画,“但最后,我们还是会形成一个统一的答案,就像这些小圈最后会变成一个大圈。”　　“‘统一’这个词,要谨慎使用。”王雄望着眼前的学生说,“再想一想,这堂课,我们真的有统一答案吗?”　　几乎没有什么系统的总结,他便突然笑着点点头:“大家鼓掌,这堂课结束了。”　　显然,没有人预料到这堂历史课会这样突然结束,学生们愣了几秒钟,教室里才响起掌声。　　对于新生们来说,除了知道这位历史老师的名字,王雄的一切都还显得很陌生。他们并不知道,王雄2006年就被评为江苏省首批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他的一堂公开课还曾被《南风窗》誉为“70年来中国公民教育第一课”。　　他们也不了解,这位老师将历史课视为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他把自己的观点写入了“课堂教学案例分析”中:“如果一国公民只会背诵现成的答案,或者只会单向思维,那么这一国的公民绝对不可能质疑政府不当的政策,也不可能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提出良善的建议,当然,也肯定会缺乏创新精神。”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学生,学生完全可以不接受教师的观点】　　在王雄所带的班上,同学们都喜欢称呼这个爱戴棒球帽、穿帆布鞋、骑着儿子的旧山地车上下班的历史老师为“老小伙”。而在这个“老小伙”身上,寻找到质疑精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讲述“甲午战争”时,他会毫不客气地指出教材中使用的图片是电影《甲午风云》里的截图;在为一本由中学生撰写的家族史文选写序言时,他也直言不讳地做出“传统历史课本上没有人,只有人名”这样的论断。　　有一次,扬州市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找到王雄,请他为孩子们上一堂历史课。王雄痛快地答应了。但他很快发现,按照课程标准,这一章讲授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企业制度的变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而在这个班里,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来自外地农村,有的家长就是因病下岗而致贫的。　　“老师应该真诚地面对学生和历史,在他们面前,‘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的话我讲不出口。”王雄说。后来他将一本《小岗村的故事》带到了班上,从小岗村讲起了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　　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他曾经上过一堂公开课,内容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站在讲台上,年轻的王雄决定以一种“告别革命”的方式来讲述这段历史。他将那堂课的重点放在权利法案的阐释上,并给出自己的观点:英国是一个没有宪法而有宪政的国家,它之所以能成为近代史上的大帝国,真正的基础是法治而不是革命。　　公开课结束后,听课的老师们集体坐在那里,沉默了大半天。最后,除了一个女老师觉得这种“违背教材”的观点算是一种探索外,其他老师则“全都在批评”。　　这次经历让王雄“难过了很久”。更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在授课过程中,尽管有些地方并不容易讲通,学生们却很少提出疑问。　　在王雄的第一批学生里,一个叫顾江龙的男孩子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如今在首都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史。提起王雄,这个年轻的历史系老师有点激动,他仍能清楚地记得,王雄送他的第一本书是《世界著名体育小说精选》,也记得王雄将学生们带到屋顶上讨论问题,还把望远镜递给他看星空。　　而对于老师的困惑,他也深有感触。顾江龙经常告诉学生,观点没有绝对的对错,对于历史的解读往往是多种观点并存的。但他发觉,一些高考历史成绩很好的学生却往往“转不过弯来”,总习惯追问一个“绝对的结果和绝对的对错”。　　【这种政治课本上的话最好不要在历史课堂上出现】　　在高三学生商蕴清的印象中,王雄将近一半的历史课都是通过分组讨论的形式展开的。在讲“鸦片战争”时,王雄就将教材里的资料、来自英国史学界的论述乃至林则徐给道光皇帝的上书都提供给了学生,“却从来不要求我们必须选择相信其中一个”。　　最常见的情景是:王雄斜挎着一个特别大的书包走进教室,然后从里面拿出一堆大部头的书,“哐哐哐”地摞在讲台上,再分发给各组开始讨论。有时候,王雄还会将珍贵的线装古籍借给学生,书上还有樟木的味道。每次借书时,这位“老小伙”都会做出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很贵的哦,一定要还哦。”　　商蕴清还记得,几乎在每一节讨论课后,王雄都会布置一篇历史作文,并要求学生们论从史出,养成做引注的习惯。而王雄在批注里最喜欢写的话就是:“历史真的是这样吗?”“你同意这句话吗?”“是否有论据支持?”有一回,商蕴清在作文里习惯性地抄了一句“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结果王雄用红笔在这句话下面重重地画了一条线,并在评语中写道:“这种政治课本上的话最好不要在历史课堂上出现。”　　在外开会的时候,也有历史老师会直率地对王雄说:“我们有个想法,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你的教学方法不错,但是考试怎么办?”事实上,王雄曾经带过13届高三班,而高考成绩总是可以稳定在年级的前两名。在王雄看来,高考恰恰是“最容易研究”的东西,他曾经把命题组所有老师的研究方向都钻研过一遍,甚至会组织学生自己出高考题。　　“我会告诉他们,课本上的内容往往代表着一种观点,你应该了解它,但不一定要信仰。”王雄总结道。　　历史教科书如何写,实际上是以对更为重要的问题的理解为依归,那就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公民。王雄对于历史教学的思考并没有止步于此。　　2005年,已经成为扬州市中学历史学科带头人的王雄,作为志愿者参与了一场与公民教育有关的公开课。　　“你参加过投票吗?”　　“你参与过表决吗?”　　“你参加过讨论吗?”　　“你认为经常参与这些活动与从来不参与这些活动,会有区别吗?”　　“如果有学生被禁止参与这些活动,你认为合适吗?”　　当时,王雄在公开课上这样发问。随后,他又问学生们:“你们知道《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吗?”　　和王雄共同投身到公民教育活动中的同行,还有好几位都在江浙一带教历史。那段时间里,他们经常利用假期结伴去北大听讲座,从头学习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内容。　　“突然觉得课本上的很多东西自己都不懂了,什么叫法治,它和法制有什么区别?什么叫民主,民主的局限性是什么?什么是私有财产,该不该保护?权利和责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都是一笔糊涂账。”47岁的王雄指了指自己微秃的头顶,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经常通宵学习,而他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掉头发的。　　“过去讲伟人都是仰视的史观,而公民教育并不需要这些。”王雄说。　　【我们不要去推诿,否则对不起这个时代】　　去年年底,王雄参加了一个关于高中新课改课堂教学的交流会。当时,几位校长轮番在台上纵论课改。一个六年级的男孩跑到主持人那里问:“我能问个问题吗?”主持人把话筒递给男孩,并鼓励他说真话。　　结果男孩一张嘴就哭了,他说:“你们在谈新课改,可是我很辛苦……”　　这一幕被王雄记录下来,写在了题为“男孩在校长的舞台上哭泣”的博文里。后来,一位历史老师在后面留言道:“我也是教历史的,而且也很喜欢历史,却教不好学生……现实很残酷,学校、家长是要成绩的,只好匆匆画要点、重点、考点……你说,怎么办?”　　对此,王雄深有感触。在他看来,尽管新课程教改已经开展了好几年,但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很多历史老师仍然将“考得好”等同于“教得好”,而很多学生也会将“考得好”等同于“历史好”,总之就是“只要能上大学,其他什么都不要管”。　　他发现,仍然有不少教师习惯于在备课时将复杂的内容编成一个或几个朗朗上口的排比句。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还有一些历史老师会翻出新教材中已经大幅删掉的简单化结论性语句,重新总结成篇,再教给学生。　　更令王雄心痛的是,他曾听说,在大学历史系的课堂上,有的教授让学生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闭上眼睛把中学学的历史都清空”。　　王雄觉得,这种中断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他感慨道:“中国的历史教育改革正处在说得太多、做得太少的时候,很多历史老师在理念上认同改革,差的不是智力和思想,而是勇气与承担。”末了,他又补上一句:“我们不要去推诿,否则对不起这个时代。”　　事实上,就连王雄本人也曾遭遇过不小的压力。曾有好朋友在酒桌上不客气地对他表达过反对,还有家长写信给校长批评他。在一次月考之前的单独谈话里,商蕴清曾经提醒王雄:“我听到班上有一些不满的传言,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你的这种教学方式。”　　王雄笑着对她说:“你们是我从高二就带起的学生,以前很少有机会可以这么早地带一批学生,到高三了就不太有时间做想做的事情了。我希望你们在高二就能培养起一种历史思维,为的是超越高考,而不是应付考试。”　　在8月30日那堂历史课上,王雄照旧布置了历史作文。第二天,学生们的作文交上来后,他发现有一个学生写道:“如果这么教,以后我们考试怎么办?”　　“我有点儿难过,没想到应试教育的能量这么大。”王雄苦笑着说。
（作者：林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