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淘金、小煤窑、偷猎者、艾滋村、环境污染……各种题材,都在卢广的多年跋涉里得到展现。凭借这些作品,他包揽十几项国内外摄影大奖,也引来不少争议。圈内有人说他是“靠出卖家丑博取名声”,也有人质疑他拍照动机不纯,急功近利。但他将这些声音置之脑后,一路前行。
2009年10月14日,素有摄影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揭晓,卢广击败几位世界顶级摄影大师,攀蟾折桂,成为中国内地获此奖项第一人。卢广说:“留下一些足以记录这个时代的影像,我很欣慰,人间正道是沧桑,我将沿着这条路,永远走下去!”
记录社会,是我无法推卸的责任
1961年,卢广出生于浙江永康农村,按部就班完成学业,进入一家丝绸厂当工人,业余爱好摄影。后来,下岗自谋生路,开了一家影楼。
刚开始,卢广喜欢拍些风花雪月,后迁居北京,恰在此时,摄影师解海龙因拍摄“希望工程”的“大眼睛”,一举成名。受其影响,卢广亦将镜头投向纪实领域,对准那些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群。
1995年3月,卢广获悉,滇缅边境,毒品泛滥。他动身前往,一探究竟。
费尽周折,卢广通过一位吸毒女,打人吸毒者内部,终于拍到了一些真实珍贵的照片。这组专题《金三角吸毒者》后来参加了世界著名的第16届VISA摄影节展览。
虽然小获成功,但作为体制外的自由摄影师,卢广面临很多尴尬,一些重大题材望尘莫及,只能另辟蹊径。
2003年4月,非典病毒席卷全国。无视恐惧,卢广边收拾行囊,边跟老婆告别:“我要去医院拍非典。”妻子看着他:“那可是烈性传染病,你不要命啦!”
当时,收治患者的传染病医院戒备森严。卢广被拒之门外。无奈,他只好“借船出海”,在报社朋友的帮助下,“蒙混”过关。远距离拍摄的照片,不是角度不好,就是人物形象发虚。他决心深入“虎穴”。
呼吸科主任一口拒绝:“不行,太危险!”卢广笑着说:“我已经考虑过最坏的后果。作为摄影工作者,我有责任让公众通过照片知道SARS真相。”
拍摄前,卢广里三层外三层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一双眼睛,汗水湿透了内衣。
7000多张照片细腻地显示了非常时刻的人性:医生上岗前的沉静目光;医护人员为病人吸痰、处理大小便;烦躁的患者、打盹的护士;康复出院的著名导演谢飞与医生的真情拥抱……
卢广用镜头如实记录灾难,也定格下人类的坚强。几乎每一阵惊心动魄的救护警报里,都有尼康相机在“咔嚓”作响。他的作品在第一时间被北京市卫生局制成宣传画,四处张贴。
铤而走险,艾滋村里的“阳光使者”
卢广成了全国首位进入SARS现场拍摄的自由摄影师,与白衣战士、“非典”患者度过生死攸关的64天。直至北京宣布解除疫情,卢广才感到心力憔悴。他在回顾中写道“开始拍摄SARS不久以后,我就与家人分居隔离。孩子一旦被感染,我不仅仅是个罪人,而且永远无颜面对妻子与亲友……人们会问,为了拍照片牺牲自己的亲人,这值得提倡吗?我也反复拷问自己的灵魂,自己的动机是什么,要不要坚持下去?”
卢广选择了坚持,认为“记录当下非常事件”是一位摄影师无法推卸的社会责任。
不久,卢广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一个8岁女孩,2岁就患上艾滋病,来北京求医。他由此了解到有人通过卖血感染上艾滋病,决心前往拍摄。
来到河南文楼村,荒郊野外,新坟湿土未干。看到他挎着相机,有的村民充满敌意:“你再不走开,就砸了你的相机,打断你的腿!”卢广解释:“我不是看热闹的,希望能引起社会关注,都来帮帮你们!”
呼天抢地、逶迤送葬的人群;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弥留者;父母双亡,凄苦无助的孤儿……面对身陷艾滋毒窟的村民,卢广爱莫能助,只能慷慨解囊,倾其所有,为患者买药、为艾滋孤儿买书包文具、为揭不开锅的艾滋家庭捐款,多则两三千,少则四五百,虽杯水车薪,但总觉得心里好受些。
卢广的真心相助,感动了当地村民,他们开始称他为“大兄弟”,不再避讳他的镜头。回到北京,卢广四处奔走呼吁,与一些制药厂联系,为文楼村艾滋病患者免资提供药品。在他的努力和社会捐助下,如今,文楼村已成立两个关爱之家,两所希望小学。
多年跟踪,光拍艾滋病人群,卢广就用掉几百个胶卷。从此,“为艾滋病群体代言”成为卢广从事纪实摄影的新使命。2003年,凭借《艾滋病村》,卢广荣获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一等奖。
较量污染,人间正道是沧桑
拍摄污染企业过程,比他预料的还要惊心动魄。有次,卢广走进乌海一家焦化厂,刚拍几张,就有人气势汹汹赶到,劈手来夺他的相机卡。幸好卢广已经提前更换了一张空白卡进去。这类“灰镜头”很难拍,若只拍外围浓烟笼罩,画面根本没有冲击力。经过一段时间“蹲坑”,卢广选择一家前后都有“通道”的焦化厂。借夜色掩护,他冒险从后门进去,悄悄拍了几张工人劳作的场景,然后飞快地撤掉。
那天,卢广在拍摄途中,见前方很多村民聚集一起,高呼抗议。原来,这个村叫北山村,正在热火朝天地兴建焦化厂,村民的草原、耕地被无偿侵占。村民见卢广胸前挂着相机,以为是记者,蜂拥而至,纷纷跪地喊冤。此情此景,令卢广心酸动容。村民诉苦说,晚上睡觉前,必须门窗紧闭,但早晨起床,脸照样蒙上一层黑灰。
从乌海归来,卢广内心隐隐作痛,他将村民的上访信,连同当地污染惨景和戕害百姓照片,一起寄往国家环保总局。不久,环保总局下派工作组到北山村考察,决定把年产量20万吨以下的小型焦化厂全部关掉。当地政府也对北山村进行整体搬迁。看着村民们远离污染,过上舒心惬意日子,卢广也甚感欣慰。
一些记者下去采访,觥筹交错,奉为“座上宾”。相比之下,卢广显得寒酸,但他可以身临其境感受民间疾苦。记者出差可以报销,而卢广得自己买单,能省就省,“我从不乘飞机,一般是硬座,有时会买一叠报纸,看完后铺在过道,闻着脚丫子也能睡着。没人盛情款待,就住三四十元的旅店,吃碗泡面,喝点冷水,也很自在。”
对那些动辄十几万的高档数码相机,卢广只能望“机”兴叹,但让他欣慰的是,手中“菜鸟”级别的装备,也能拍出一些好作品。
卢广说:“摄影拍到一定境界,技巧不重要,拼的是眼光和思想。这么多年,摄影已经融入我的生命,让我担负起属于自己的社会道义。”
铙文字荐自《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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