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大悲咒

　　十年前，我去采访石马街一位老太太。

　　那年她77岁。1947年的秋天，23岁的她与21岁的表弟结婚。他们的婚事是双方父母多年前的约定。结婚18天后新郎去邻县办事，后来便随大哥、二哥去了台湾，从此不得再见。此后的六十多年中，她做梦都想见到丈夫，直把一头青丝熬成银发。

　　这不是小说。这是一种古典主义的现实。

　　她丈夫的确在台湾，也曾在去台湾后给她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丈夫告诉她“回来遥遥无期，不要等我，你另寻幸福”。但她认为分别是暂时的，是战争造成的，丈夫一定会回来。她说，他走的那天早上，还笑着对她说，你在家，要好好照顾老人，我办完事就回来。

　　新婚18天，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在她40岁时，石马街组织妇女体检时，医生发现她竟仍是处子之身。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她丈夫与石马街的亲戚屡通音讯，却没有给她任何消息。他对她这种铁铸般的死默，更坚定了她的信念。她要去台湾，要找到他，要问问他。

　　这无法实现。我想。

　　老太太满脸皱纹，但面目可亲，没有丝毫我想象的怨妇神情。她始终微笑着向我回忆，即使说到断肠处也不落泪，真是坚贞。她家摆设简陋，连电视也没有，卧室的墙上挂着几个木制相框，每个相框里面都是丈夫的照片，都是同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丈夫寄给石马街的亲戚的，她要了来翻拍、放大的。照片里的人五十多岁的样子，五官端正，带着黑框眼镜，微胖的，没有笑意。

　　建国后，大嫂、二嫂相继改嫁，公公爹爹婆婆妈妈也都劝过她。她本可以生儿育女，过上热气腾腾的红火日子，儿孙绕膝，颐养天年。但她不，只是等。

　　石马街是这县城中一条古老的街，凡住在这条街上的人，多数是县城的原住民。石马街没有马，有一排国槐树，开淡绿色的小花，一边开，一边落，使八月的石马街仿佛总是下着零星小雪。有一个终年咳嗽的老汉，永远穿着黑色的衣服，永远一个人，永远咳嗽着向南一趟，向北一趟，西天的太阳被他的咳嗽一声一声震下去。

　　除此之外，石马街有一户人家，常播放大悲咒，那招魂似的声音使这里成为一个形散神不散的大千世界。

　　那纶音佛语一响起，我便叹想，人生何世，为什么这样的缥缈。那老汉，那放大悲咒的人，那老太太如果还在，快九十了吧?石马街是一条带发修行的街吗?

　　四月的一天，一位朋友突然向我爆料：“老太太去台湾回来了!”

　　我顿时热泪盈眶。

　　她怎么去的?她无儿无女，无亲无故，又是风烛残年。

　　她丈夫活着吗?成家了没有?

　　为什么不与她通音讯?

　　一切都有答案了吗?

　　她简直是一个传奇。

　　于是十年后，我再次来到她家。

　　原来，去年春天，一位陌生的好心女士帮她圆了梦想，资助并陪同她飞往台北。

　　她找到他了。出人意料的是，他也从未再娶，一直单身。在台北市北投区他的家中，她看着他，轻声叫着他的名字说：“我来看你了。”她叫得那么自然、亲密，一如六十多年前。

　　他愕然。

　　她笑着，说：“我是李玉秀，你的妻子，这些年我都想见到你，我想你呀!”她坐向沙发，就像那是她家的沙发。

　　他拍拍她的胳膊说：“没事你走吧，我要吃饭了。”

　　她依旧笑意盈盈地看着他说：“我和你一起吃。”

　　她选择性地告诉我他们见面的情形，隐去了他的绝情话。包括他说：“我不认识你。”包括谈起父母和家乡时，他说：“我没有父母，没有家。”

　　这些，她没有说，她只是认真地用她自己的左手和右手，不止一次地向我还原那个他轻轻拍她胳膊的动作。那个动作，应该是他们结婚后六十多年来唯一的一次肢体接触吧。

　　我问：“你哭了吗?”

　　她说：“没哭，我笑着。”

　　“他那个家脏的，乱的，比我这个家还乱，一看就是一个人……”向我说起他的困顿孤苦时，她终于落下泪。

　　采访结束时，老太太问我：“你说怪不怪，怎么他也是一个人呢?”

　　我想了想，说：“他心里有你，记着你。”

　　她含笑点头，竟有些羞意。

　　一个没有再娶，一个没有再嫁，这使她百感交集，觉得脸上有光，同时又给她带来希望。她一直活在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之中。她不愿意接受，他们的悲剧，不是战争的悲剧，是爱与不爱的悲剧。她不愿意承认，他从没爱过她，而她爱他，心里只有他。她不能理解，同是形影相吊，他的痛苦其实比她更为深重，天涯沦落，家业荒芜，无力衣锦还乡，他早已万念俱灰。于是六十年前，她自喜郎君如意，他无奈奉命成婚；六十年中，她心心念念，他无影无踪；六十年后，她跋山涉水，他拒之千里。

　　一年中最长的一夜

　　坐在奔赴机场的车上，我只觉得口渴。

　　当晚九点，有一名特别乘客要下飞机，警方前去接应。这名特别乘客曾在72小时前残杀4人。

　　警察说，“你回来时和凶手同乘一车，可以提问。”

　　上车后，我犹豫了两秒钟，坐在他前面。透过座椅背，我能感觉到他的膝盖正顶着我的脊背。他轻轻一动，我都能感觉。一路上他只动了一次。警察问：“怎么了?”他说：“喘不过来气。”警察给他向上提了提头套。

　　他21岁。两年前来我们这里在渔船上打工，做的活苦、脏、腥。年底工资没有付清。于是他来到被害人家中，索要所欠工资，想拿了钱回家过年。在索要工资过程中，与被害人发生争执，被害人家中茶几上的水果刀便成了他的凶器。

　　四条生命：一名男婴，两名五年级男生，一名哺乳期妇女，血溅四壁。

　　返回途中，车中空气沉寂。我不害怕，我只是也觉得喘不过来气。

　　我和身边的同事低语说：“你想，他现在心里想的什么?”

　　他说：“紧张，害怕，也肯定有痛悔。”

　　深夜十一点，来到看守所。他坐在地上，仍然戴着头套。我第一次发觉头部，尤其是脸，对一个人多么重要，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头有脸。而戴着头套的人，仿佛只是一件会动的物体，失去了生命的轮廓和颜色。

　　但灯光下，我看到了他的双手。这是一双有表情的手。

　　多少21岁的手，还是孩子的手，在校园里读书写字的手，涂着护手霜，敲击着键盘，细嫩着，娇贵着。而他的手，红黑、粗糙、骨节粗大，使我想到奴隶的手，挖煤人的手。

　　也许这些角色，他都曾扮过，但他最后的角色是杀人犯，两手被束缚在一起，手铐闪着寒光。

　　第二天，寒风彻骨。在时断时续的飞雪之中，我跟随警车来到看守所提审他。头套取下，我看到他长而散乱的头发。本地一些外地打工仔常见这种发型。看着他有些清秀的模样，我实在难以相信他怎能对女人和孩子下手。当底层的手沾上弱者的血，这世界就是个悲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