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先生与学生

　　在俞大缜家喝咖啡　　我在北大上的第一课是外语课,老师是个老太太,俞大缜,国民党那个俞大维的妹妹,曾国藩的外曾孙女。老太太很认真,也很严格,一看有个新同学来,就叫我起来念。我第一天报到,第二天

　　在俞大缜家喝咖啡
　　我在北大上的第一课是外语课,老师是个老太太,俞大缜,国民党那个俞大维的妹妹,曾国藩的外曾孙女。老太太很认真,也很严格,一看有个新同学来,就叫我起来念。我第一天报到,第二天就上课,当时还没有书,就拿了边上同学的书。念完了,老太太没叫我坐,说:“怎么开学一个月了,你连课本也没有?”我是刚从南方去,普通话也说不好,又不好解释,就在那里听她批评。
　　第三天又上课了,老太太又叫我起来念书,我念完了她说:“你的发音不错,就是说得太快了。”然后又问我:“你现在有书了没有?怎么回事?”我就把情况告诉她。老太太人很好啊,就说我错怪你了。后来有一天,她要我到她家里去,冲了一杯咖啡给我喝,所以我第一次喝咖啡就是在她家里。当时北大师生是这样一种关系。
　　曾国藩的曾孙曾昭抡那时也在北大,是教务长。他是搞化学的,一天到晚穿黄呢大褂,上面有很多洞,都是化学药品弄的。他刚上班的时候有个笑话,门卫守住门不让他进。他穿的是破大褂,两只鞋穿反了,人家以为他神经不正常。后来有人说这是教务长啊,才放他进去。我听过他的演讲,在大礼堂,差不多坐满了人,站着听的都有。当时北大每天差不多十几二十场讲座,随你听,挤破头的有,十几个人的也有,照样讲。
　　跟沈从文淘文物
　　大学国文第一课,是沈从文先生上的。沈先生很清瘦,个子不高,戴了一副近视眼镜,外面穿一个大褂。他讲课像他人一样,慢条斯理,有时候讲着讲着自己还笑一笑,所以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君子。
　　解放以后沈先生没有工作,后来是郑振铎帮他安排到故宫博物院。文学搞不了他就研究古代服饰。但他研究什么成什么,他那个服饰史现在也没人超过他。
　　1954年,学校(广西大学)叫我去买些文物,第一站我就到故宫博物馆找沈先生。叫了一声先生。他抬头,我向他鞠了一个躬。他说:“你是谁呀?”我说我是你的学生。他有点印象,就问我找他干什么,我说学校给我2000块钱买文物,要建文物室。
　　因为我们是师生,他很坦率,说你不懂,你明天8点钟来,我带你去。第二天就带我从故宫博物院跑到西琉璃厂。我请他坐黄包车他不坐,一定要走路去,故宫到西琉璃厂蛮远的啊!一连3个上午,他一家家挑,一件件比,再一件件砍价。用完2000块钱,他就去监督人家装箱,然后跟我说你可以回去了,剩下的我帮你做得了!
　　结果为这些文物,沈先生先后来了6封信,都是蝇头小楷,毛笔字写得很清秀。我临走时,他还送了一块自己的唐代铜镜给我们文物室。几年后,他来桂林,到文物室去看,很高兴,说:“我这个破铜镜也在!”我特地用个玻璃盒装起来的,注明是沈从文先生捐。
　　请胡适给小学题字
　　1946年10月,胡适先生主持了北大的开学典礼,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胡适先生,后来就见多了。有一天我从图书馆出来遇到他,我向他鞠个躬,他也脱了帽回礼,很客气地寒暄了几句。
　　刚好那时候我家乡办一个小学,用我祖父的名字命名。负责此事的堂兄想请胡适先生帮忙写个校名。我就拿了那个校名的条子,在他办公室外转悠了3天。第3天碰到他了,他也帮忙写了“定荣纪念学校胡适题一九四七”。
　　后来我在北大读研究生、当助教,就住在胡适先生对门。他妻子江冬秀人胖胖的,胡先生对她很好。有时候他们出门来,胡先生拿把纸扇,穿着大褂,江夫人穿着布鞋、白袜子,头上还插着花,两个人就这样慢慢走。
　　胡先生当时没开什么课,外国学者来,他就去介绍一下。但他演讲很好,我听过。他做校长有点无为而治,真的是兼容并蓄。天主教会一个美国神父,在红楼西边的教室做报告讲解放区怎么怎么不好。但在东边教室,地下党进来了,就在那儿讲解放区怎么怎么好。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兼容并包。
　　后来国共内战,快打到北平了,学校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迁校,一派主张留守。
　　胡先生在红楼摆两个桌子、放两个本子,赞成迁校的反对迁校的,大家都可以提意见,记下来。后来反对迁校的占多数,所以没迁。胡适先生本来不想离开北平,后来闹得厉害,他就走了。
　　钱端升一堂课只讲10分钟
　　那时候解放军已经围城了,学校里就搞护校运动,名义叫“保护老教授”,实际上就是稳住老教授,不让蒋介石抢走,每个教授家都住了四五个同学。我当时分到楚辞专家游国恩先生家里。那时游先生睡床上,我们就睡在他床前,吃饭也在他家里,游先生后来就留下来了。
　　钱端升先生是浙江人,口音比较重,所以听他的课要集中注意力才行,不然听不懂。他是当时国民参政会3门大炮之一,经常向国民党开炮。所以他上课议论时政牢骚很多,见了桌子骂桌子,见了凳子骂凳子,有了新闻先发一顿牢骚,然后一看表,还有10分钟下课了。一讲课,底下大家谁也听不懂,所以有同学递条子给他:“临表涕零,不知所云。”——《出师表》里的话。他看到条子也摇头笑。
　　但是我想,钱先生是国民党那时候30多个院士之一,美国人经常请他去讲学,他的著作也不少,说他没有学问没道理。所以我就下决心听听他那10分钟课,一试,你只要认真听进去了,可以给你很多启发,他真是有大学问的。
　　吴之春只剩一个学生也上课
　　当时有个吴之春先生,教西洋思想史的,原来是清华大学教务长,湖北人,70多岁,身体不太好,上他的课分数容易得,只要交一份作业都及格。他开选修课,选的人很多,我记得第一堂课交选课单时,80多个人;第二堂来听课的,20多个人;第三堂,5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我。第四堂课我琢磨还去不去,后来一想,5个人,再去一次吧。到那儿一看,就我一个人。我想走,吴之春先生来了。他一上讲台,瞪大眼睛,用湖北话问我:“你还来啊?”我说,吴先生,我在听。他说你不要来了,以后到我家里去好了。所以每周三的两节课到他家里去,就是面对面聊天,能学到很多东西。那时候北大是你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作业做好就得了。当然那时候作假的人也少。
　　西洋思想史专家吴恩裕先生——他也研究《红楼梦》——跟我无话不谈。他爱听京剧,我也爱听京剧,有时候他买到两个留声机片子,马上就跑到宿舍来找我,“文典,今天晚上来啊!”到那里去,一杯清茶,有时候两个烧饼,我们就一起听京剧。
　　我在历史系读了一年,因为我对外交史、国际法有兴趣,系主任郑天挺先生说,既然对外交史有兴趣,转到政治系去吧。他还帮我去政治系联系,政治系主任王铁崖先生同意了,所以我就转到政治系。当时是没有门户之见的。
　　卖了裤子去听梅兰芳
　　我感觉在北大最受益的就是和一些朋友一块儿闲聊,特别是读研究生那段。那时宿舍里面12个小房间,一人一个房间,楼下一部公用电话,还有小厨房、卫生间、洗澡间。每天下课了回来休息,或者吃完晚饭,一人一张扶手椅,就在宿舍前的院子里,捧着开水开始瞎聊了:我今天看了什么,我是怎么看的;我今天读了什么书,我是怎么感觉的;我今天听了谁的报告。就在那儿聊,一聊一两个钟头。哎,我就感觉我也听了那个报告、读了那个书。
　　那时候周末活动也很多。我是南方去的,一到周末就去游览。北京城的老城门,还有那些老街道、老市场、庙会,我都去过。我们还组织去游长城、香山、颐和园。有时候去听京剧、相声,有时候去赶庙会,吃街边炖的羊杂牛杂。
　　解放后,梅兰芳、周信芳在北京第一次演出,我跟几个同学很高兴,但是没钱买票。怎么办呢?我就卖了两条裤子一件衣服,连夜去排队买票。我们买的楼座,坐成一排。梅兰芳的戏解放以后经常听,到底老了,比不上以前了,以前灌的片子那的确是唱得好。
　　老前辈就是老前辈啊,那功夫真的不一样。
　　古文居//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