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学术报告开始还有几分钟时间,一个电话打到了康奈尔大学。电话是一个记者打来的,他要找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莱纳斯·卡尔·鲍林(Linus Carl Pauling),想听听对方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感受。1954年11
距离学术报告开始还有几分钟时间,一个打到了康奈尔大学。是一个记者打来的,他要找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莱纳斯·卡尔·鲍林(Linus Carl Pauling),想听听对方获得化学奖的感受。
1954年11月3日下午这场报告的主讲人正是鲍林。不过,那端的问题他并没有听清。“我获得的是什么奖?授奖词怎么说的?”鲍林反问道。这个53岁的男人,既从事量子化学研究,也从事结构生物学研究,他不确定获奖的是哪方面的研究。
记者随即消除了这个疑问。鉴于他“在化学键和分子结构方面的研究”,鲍林被授予1954年化学奖。
获奖的消息,令鲍林欣喜不已,却让美国国务院护照处的官员头痛。他们现在要面对的鲍林,早已不再是二战前那个只顾埋头做学问的大学教授了。
1946年,在化学奖得主尤里的邀请下,鲍林加入了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这是一个反对研究核武器的组织,由爱因斯坦亲自领导。此前在妻子影响下,鲍林成为世界和平主义者,他拒绝参与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热衷于维护世界和平和反对战争。
然而,战后没几年,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笼罩了整个国家,大多民众都加入到了“根除共党分子”的合唱中。
鲍林公开反对反共,这让不少好友为其担心。加州理工学院的新任院长杜布里奇,就在致全体教师的公开信里,告诫他们在发表个人意见时要“注意分寸”。
每次到普林斯顿,鲍林都会去拜访爱因斯坦,在书房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谈话内容常常是世界大事、公众舆论、原子弹的残忍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很少涉及科学问题。
这些行为被一些人谴责为“没有爱国之心”。麦卡锡时代的到来,让这位和平主义者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不过,这个被列上赤色嫌疑分子黑名单的人,并没退却。
1950年8月,伯克利学术会议代表来信,请鲍林支持他们反对校方强迫他们做效忠宣誓。作为支持,鲍林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宣称:“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务委员会先前引进的政治测试已使学校受害不浅,限制了思想自由和对真理的探求。”
与此同时,抗议信件与校园中的敌意,也一起涌向了鲍林。他不仅失去了与一家公司签订的合约,来自政府部门的科研经费也被终止。1952年,当鲍林提出参加英国皇家学会会议时,被美国国务院护照处拒绝。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将他的共振理论作为唯心主义的典型来批判。
“我不知道我的丈夫还能坚持多久。”在遭麦卡锡指控不久,鲍林的学生询问老师的近况时,鲍林的妻子含泪回答道。
经过反复斟酌后,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决定给鲍林颁发护照。鲍林和妻子终于踏上了前往斯德哥尔摩之路。
回国后,这个奖得主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反对发展毁灭性武器的运动之中。他起草了《科学家反对宣言》,并征集了49个国家的一万多名科学家的签名,转交给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
然而,新闻报道里传来的是恢复进行,美国总统随后宣布美国可能被迫恢复。鲍林立即致电赫鲁晓夫,“以科学的名义”要求人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
“我知道你在白宫周围转了两天了。”1962年4月4日,对受邀来白宫参加晚宴的鲍林夫妇说。两天来,鲍林就走在白宫外示威队伍的前面,手中举着的木牌上写着:“先生,麦克米伦先生(时任英国首相),我们无权核试验。”
半年后,一个电话打到了鲍林家牧场附近的护林站。电话是女儿打来的,她只想告诉匆匆赶来的父亲一个消息:“你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了!”
电话这端,这个后来以《科学与和平》为题发表获奖演说的雄辩之人,竟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好把话筒递给了妻子。
华建学//摘自2009年12月30日中青在线,樊晓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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