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理测量遭滥用与亵渎

心理测量人员由于收入和地位原因，很多选择了离开

“心怀叵测”？

10月10日，第十五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各种令人吃惊的大数字扑面而来，我国有1600万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再比如，目前中国至少有1亿人患有各种精神障碍疾病……

一年一度的吃惊，自然有益于提升人们对心理健康的关注；问题在于，这样的大数字有多少可信度？周刊调查发现，中国的心理测量工具居然大多是20年前修订制作的各种量表！从1986到2006，社会变迁何其巨大，那一把把旧标尺还管用吗？用这些标尺得到的大数字，又能有多少准头？

更无论触目皆是的所谓“心理测验”，牵强离奇，哗众取宠，颤巍巍行走在伪科学的边缘。人们都知道特尔菲神庙的那句箴言――“了解你自己”，而庸俗化、娱乐化的心理测验，却像一面面夸张变形的哈哈镜，让人困惑迷离，进退失据。(韩波)

走进心理测试室

正是由于长期存在的业内偏见和收入落差，不少心理测量人员有了自卑感，好像自己得了抑郁症。这是他们选择“逃离”的最现实的理由。

收入不如剃头师傅

陈按(化名)打算做一次心理测量。他走进上海某测试机构。挂号处，咨询处，收费处……和一般医院没有什么两样。楼梯口的一块牌子上，画着一个上楼的箭头，写道。

上楼进屋，屋里是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你找谁？”男医生问道。“我来做心理测量。”陈按轻声回答。“谁让你来的？”男医生又问。“我自己呀，难道做心理测量还要有人指使？”陈按不明白医生为什么这么问，突然加大了声音。

男医生先是一惊，接着问：“你几个人来的？”“我一个人呀！”陈按更莫名其妙了，他不知道这种盘问意味着什么。男医生愣了一下，好像意识到什么，马上改变语气，告诉他先到一楼登记挂号。

值班医生问清他要做人格测试，没有家人陪同，就请他填写了三张表格。

挂号完毕，陈按又敲开了216房间。接待他的一位中年女医生关切地问：“你没有家人陪同吗？”陈按点点头，他注意到，这已经是第三次被问到这个问题了，似乎每一个医生对此都很关心。

陈按被带到一台电脑前，屏幕上显示着几十个栏目，全是各种心理测量量表的名称。女医生点了一下“SCL-90焦虑自评量表”一栏，屏幕上便出来一道题目和5个选择答案。陈按注意到电脑屏幕左上方一个小字。“先做这个，做完再说。”女医生就坐到了一边。

100多道题目，陈按一一用鼠标选择答案。做完最后一道题目，电脑屏幕马上显示出“测评结果报告”，总分是192分，总均分是2.13分，陈按不知道这两个数据意味着什么。不过底下还有10个因子的分数，比如强迫症状因子得分是2.50，显示程度为“中度”，“我有中度强迫症吗？”陈按在心里问自己。其他得分比较高的还有偏执因子2.50，显示程度为“中度”，焦虑分子得分是2.40，显示程度为“轻度”。

有意思的是，电脑的左下方显示。浏览了一遍，陈按叫了那位女医生，她走过来打印了报告，然后又打开另一个测评量表，也是一问一答式的单选题。这个量表叫“抑郁自评量表(SDS)”。总分44分，标准分55分，程度为“轻度”。这个报告陈按读懂了，他的测试分数低于被定义为抑郁症的标准分，因此并不算是一个抑郁症患者。

两个量表做完，女医生把报告交给陈按，请他到另一个房间找心理医生评析。那个房间门口很多人在排队，他没有等，而是回家了。在这次心理测试的每一个环节，陈按发现自己都被当成一个病人看待，这使得他很不爽，“我并不是来测毛病的，而是想了解一下自己的人格特质。”陈按说，他在“测试类型”中明明填写了“人格特质”，为什么负责他测评的那位女医生不跟他沟通，就直接把他当作一个“病人”，二话不说就用症状量表来测量抑郁程度和焦虑程度呢？

“反正也不贵，玩玩吧。”陈按看着收据清单笑了。上面写着10元；抑郁自评量表一次10元。外加挂号费14元。一共才34元。

对于这个收费标准，赵介城有话要说。他的身份是上海市心理卫生学会理事兼心理评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提供了一份2002年统计的数据，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月平均接受测试的人数为447人次，其中90%是人格测试和智力测试。

所谓人格测试，陈按便是一个例子。而智力测试，就是众所周知的IQ――智商测试。事实上，新中国的心理测试便是从智力测试开始的，而智力测试又首先从精神病医院开始。

赵介城满头白发，慈祥可亲，很有学者气质。记者请他谈谈国内心理测试的现状，他一下子亢奋起来：“精神科医生向来是被人家看不起的，我们被看成一批最没有技术的人。可是这里的技术与外科医生的技术不同，它更需要脑力思考。”赵介城说，正是由于长期存在的业内偏见和收入落差，不少心理测量人员有了自卑感，好像自己得了抑郁症。有人感叹说。这话不假，10元人民币就能做一个心理测量，而在上海，并不是每一条街上都能找到一家仅仅收费10元的理发店的。

赵介城说，本来他们的收费是30元，但是后来有关部门把价格压了下来。政府压低医疗价格是为民造福，但这些医生们的收入不升反降，心里就更窝囊了，“在国外，政府对精神科、传染科的补贴是最多的，有些国家甚至全额补贴。”

自卑感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职业的吸引力。目前仅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举办的心理测量培训班累计就已近90届，培训将近3000人次。然而，临床测试人员绝大部分是半路出家，只经过短期培训，其中还有不少人学历基础不够，兼职者也不在少数，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大多不太愿意到临床一线工作。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测量研究中心主任金瑜教授告诉记者，她培养心理测量专业学生近20年，博士生也培养了几十个，但至今没有一个毕业生到第一线从事心理测量工作，大多数学生都选择到中学或大学教书。收入和地位相对低下是他们选择“逃离”的最现实的理由。

劣币驱逐良币

30出头的王怀齐是上海一位成功的心理咨询师。令人惊奇的是，在他的心理咨询中心做心理测量，甚至可以免费。

王怀齐说，他轻易不用心理测量，即使用了，也只是把结果作为参考，“我觉得心理测量说服力不强，只能是一个工具。”

然而，王怀齐发现大多数来访者却对心理测量特别感兴趣，如果在心理咨询过程做了心理测量，就会觉得钱花得很值。一些心理咨询机构抓住了这种盲目心理，有的甚至规定来访者要先做心理测量才能和咨询师交谈。心理测量被设计为一种“盈利模式”。记者向他介绍了陈按的测试经历，他笑着解释说，陈按测试的两个量表都是症状量表，SCL-90测焦虑倾向，SDS测抑郁倾向，两个量表的使用背景是测试者已有抑郁倾向，“不应该拿来测量健康人，因为测出来的结果一定有抑郁倾向。”他说，不少来访者对王怀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抑郁症患者”，说完便会掏出一份心理测评报告单。而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都是健康人，只是在看到了心理测量结果后受到了暗示。

王怀齐没有跟风。他自己做心理咨询，除非来访者提出要求，很少主动推介心理测量的服务，特别对婚恋心理测量，他显得非常保守，特别小心。

这种所谓的“心理婚检”已成热门话题，正在上海年轻人中流行。据悉，目前在上海从事婚恋心理咨询的机构有40多家，收费也从200元到1800元不等，收费最高的就是王怀齐。

王怀齐介绍说，“心理婚检”分为两部分，先是做一套婚恋心理测量量表，接着和心理咨询师访谈。他认为后者是一种婚前心理辅导，更为重要，单独的婚恋心理测量应该慎用，理由是这些婚恋测评量表引自美国，拿来就用，没有充分本土化。此外婚恋心理测量很容易引发争议，甚至引发伦理冲突，制造矛盾。

王怀齐曾经听说一个故事，但做了婚恋测量后就分手了。他的理解是他们原本就想分手，但是又没有勇气，有了测量数据就顺理成章了。而不明就里的人自然会把焦点指向心理测量，把婚恋心理测量视为棒打鸳鸯。

“一对男女配不配不是心理测量的本意。”王怀齐说，这种心理测试其实是一种包含人格、价值观、财产等内容的综合测试，必须两个人一起测，然后对两条曲线进行比较，发现差异，提示双方日后需要努力改善的地方。即使从测试结果看，两条曲线非常冲突，王怀齐也不会判定两人不般配，“我们只会告诉他们，通过这个测试结果来看，你们要努力的空间蛮大的”。

有人想请王怀齐测试一下哪一类型的异性更适合自己，王怀齐说：“我不能告诉你未来的女朋友应该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或者你更适合哪一类型的人，否则不是成算命了吗？”

问题是，他不说，有人说，而且说的人太多太多。有些女性甚至在网上测试丈夫的外遇倾向，王怀齐听说后觉得犹如天方夜谭。但面对这类正在大行其道的伪科学，他和很多人一样，只能是无可奈何。

劣币驱逐良币，似乎是一种宿命。-

庸俗笼罩心理测量

“全身都痒者，渴望爱情；背部痒者，需要一个亲密伴侣；手臂痒者，对象一定是你的亲密朋友；头痒者，急着要结婚。”

面对这样的所谓“心理测量”，人们难免要问？

撰稿／陈统奎(记者)

这是一场早已平息的风波，但时至今日，不少当事人和旁观者依然记忆犹新，甚至痛心疾首。

11年前，上海某报刊载了两名学者对全市3055名小学教师的心理测量结果，称沪上48%的小学教师有心理障碍，“躯体化、强迫症状、焦虑和恐怖是当前小学教师中最主要的心理健康问题。”惊人的数据引发了公众对教师素质的普遍质疑，舆论顿时哗然，一发不可收拾，最后惊动了国家教育管理部门。

在专业人士看来，这场风波只是两个非心理测量专业的学者，用一个心理测量量表，得出了一个非专业结论而已。上海市心理卫生学会心理评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赵介城先生回忆说，这个心理测量漏洞百出，是“心理测量的滥用”，“如果有一位心理测量专业人士参与，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他说，主持这一测量的一位学者是他的大学同学，当时他就直率地劝告这位同窗：“你不能凭一项测试就给一群人下结论。”

然而，一旦公众迷失于学者的“权威”，就会产生种种疑惑，甚至出现轩然大波。令人担忧的是，11年过去了，当初就被滥用的心理测量愈发风靡，而公众对心理测量的无知和误读也几无改观。

滥用与亵渎

“心理测量是一把刀。刀可以杀人，也可以切菜，用对了有好处，用得不对会闯祸。”每次赵介城先生在心理测量培训班讲课，总要重复这句话。

上海市心理卫生学会曾经接到一位家长的投诉，印制了一叠MMPI忧郁测量量表，到沪上一所初中做心理测量。结果显示不少学生分数偏高，他就说这些学生存在心理障碍。一个被贴上标签的孩子闷闷不乐地回家，家长闻言大为吃惊。第二天，他就带着孩子到精神卫生中心做心理咨询，并重新进行心理测量，结论是“一点毛病也没有”。

赵介城说，幸亏这个家长没有轻率相信第一次非专业的测试结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医生“使用的方法整个儿是错误的，这个量表针对16岁以上人群，而初中生基本在16岁以下，如此一来，结果怎么能够真实。”

1973年美国的一项心理学实验可以充分显示心理测量的危险性。实验是一所大学的心理研究所组织实施的，参加实验的除一位心理学教授，还有7名年轻的心理学工作者，他们先后走进精神病院，声称自己幻听，结果在测试后无一例外被当作精神病人而关进医院。

住院后，他们再也没有提及那些声音，而且行为非常正常，但医生们仍然坚持教授等人就是精神病患者。反而是与那位教授同病室的几个精神病人看出了端倪：“你根本就不像一个疯子，你可能是一个记者，或者是一个大学教授，是来医院体验生活的吧？”

赵介城说，心理测量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科学工具，使用量表的人必须通过资格考试，拥有资格证书。遗憾的是，国内至今还没有这类资格考试，量表的使用也混乱无序。

翻阅报刊，心理小测验五花八门；走在街上，人们花两元人民币就能在一台电脑上测试自己的性格特点；打开电视，心理节目更是扑面而来……

“心理测量如此混乱，说起来真令人伤心。”华东师范大学金瑜教授对《新民周刊》说。她从1978年开展心理测量研究，如今已届退休，怎么也想不到中国恢复发展心理测量20多年了，换来的只是满目狼藉。

去年，金瑜忍无可忍，以上海市政协委员的身份书写提案，矛头直指那些缺乏科学性的心理测量，号召抵制“低俗之风的蔓延”。

这份0287号提案的题目是“电视节目应慎用心理专家和心理测试”。金瑜谴责了某电视频道的一档专业心理谈话节目，列举了这个节目推出的几期“一派胡言”的心理测试，其中有一期叫“沙滩上的爱情――痒和渴望爱情”，根据旅游时身体痒的部位来预测爱情――全身都痒者，渴望爱情；背部痒者，需要一个亲密伴侣；手臂痒者，对象一定是你的亲密朋友；头痒者，急着要结婚。

“如果身体部位的痒与爱情有关，那么是不是皮肤病患者的爱情最丰富呢？皮肤洁净、没有痒感者就没有爱情吗？”金瑜说，以庸俗化为代价的心理学热，宁可不要，因为这样的娱乐化与庸俗化会严重误导观众。

徘徊在科学边缘

心理测量在中国恢复发展的20多年里，遭遇的无奈和困境可谓层出不穷。

一位大学心理系学生告诉记者，教授心理测量的老师，在讲授“心理测量的保密与控制使用”时，“脸上充满无奈的悲哀”。这位老师告诉她的学生，目前很多不负责任的心理工作者，擅自把一些心理测量的题目公开，使得测量结果越来越不可信，“这是一个莫大的悲哀！”

高考试题一旦泄密，整个考试还有什么意义？高考试题万一泄密，还可以使用副卷，或者重新命题，而编制一个心理测量的量表就不那么简单了，有些复杂的量表需要耗费数年时间和数百万元的资金。

遗憾的是，在许多人眼里心理测量不过就是一门考试，量表不过就是一张考卷，量表里的测试题，公布一下又有何妨t

公务员考试、企业招聘、干部选拔等等无不增设心理测试，精明的出版商纷纷推出各种心理测试模拟试题，量表在不断泄密的过程中大幅贬值。

金瑜曾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说自己的孩子第二天就要参加公务员心理测试，请心理测量的专家辅导一下如何过关。金教授哭笑不得，只讲了一个原则，不要编造答案。

“心理测量是帮助人们了解心理发展特点和水平的工具，与一把尺、一杆秤可以测量出物体的长度和重量一样，它可以测量出个体的心理特点和发展水平。”譬如公务员心理测试，测试的目的不是立判高低，而是为了测出个体差异，为日后安排工作岗位提供参考依据。金瑜说，考试化的心理测量无疑已经异化，如果测试者都在紧张地“复习迎考”，甚至找人辅导，这样的心理测试结果还有什么准确性可言？

在一次政协会议上，上海市人事局的一位官员见到了金瑜，直率地告诉她：“我对你们的心理测量不敢恭维。”金瑜点头称是，她知道，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国内心理测试的结果的确难以成为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经典心理测量学认为，心理测量通常会为组织制定重要决定提供最公平和最精确的方法，同时也是个人作出重要选择的最好、最准确也是最经济的方法。遗憾的是，这对国内的心理测量而言，仿佛一个遥远的梦。

以儿童智力测试来说，国内最早的心理测量就是从智力测试开始的。1985年，湖南医学院龚耀先教授修订了美国韦克斯勒智力量表，当年在全国卫生系统推广使用。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厚粲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的林传鼎教授也合作修订韦克斯勒智力量表，在教育系统使用，形成了“二分天下”的局面。

最近，金瑜教授对一部分智力落后儿童进行调查时发现，医院用来鉴定这些儿童的心理测量工具，依然是龚耀先修订的韦克斯勒儿童智力量表第二版，许多常模(标准)还是1985年制定的；而在美国，韦克斯勒儿童智力量表已经修订到第四版了。“这根本不能反映儿童真实的智力水平，却还要用来确定一个孩子的教育规划，实在太可怕了！”

八十高龄的张厚粲教授也告诉记者，她在1986年修订的韦氏量表第二版，国内一直沿用至今，常模也是当年的常模，从来没有更新，“20年里，中国的变化太大了，现在这些量表都已经过时，已经没有意义了”。

心理测量量表与全球通用的标尺毕竟不同，它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一度掀起一股翻译和修订国外量表的热潮，所谓修订就是本土化，目前国内普遍使用的国外量表几乎都是在那个时期修订的，量表陈旧、常模过时成为普遍现象。

而修订的水平也直接影响心理测量的可信度。林紫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林伟年内才从德国留学回来，使用人格测量量表SCL―90时，她惊讶地发现，一些专为西方人设置的题目依然存在，并且这个量表的计算机化测量报告用语非常直接和刺激，比如会出现“严重忧郁”这样的字眼。

于是在测试前，林伟都要给测试者“打预防针”，告诉他们“测量为辅，分析为主”，以防测试者被刺激的结论误导。林伟说，在心理咨询过程中，她只相信测量结果的20%。

张厚粲教授告诉记者，1986年后她不再修订国外量表，原因是版权问题。心理测量量表版权极其昂贵，张厚粲1986年到美国，准备购买量表，可是发现根本付不起那笔费用。1986年修订的韦氏量表等国外量表沿用至今，无力购置新的量表也是重要原因。

张厚粲最近又准备着手修订最新版的韦氏量表，因为没有钱买版权，只能帮美国人做“中国版”，版权依然归人家所用，中国人可以付费使用。

走进怪圈

金瑜说，五花八门的心理测试招摇过市，而目前全国正规心理测量却并不景气，在北京、南京、杭州、长沙等一些昔日重镇，专业人员改行，经费缺乏，管理无序。她认为，这正是心理测量被滥用的恶果。

回望历史，心理测量在中国出现过一次类似的不景气：1928年前后心理测量十分火爆，但从1929年开始一蹶不振，需求突然减弱，许多人甚至转向厌弃心理测量，“原因不外是有些人赶时髦滥用测量，不考虑使用的范围和场合，甚至不切实际地夸大其作用，把测量弄得非驴非马，致使社会产生反感。有些测量使用者缺乏系统训练，不能按规范施测，对测量结果的解释也不慎重，降低了测量的效能，造成了人们的误解。”金瑜如此剖析。她说的好像不是历史，而是现实。

“正儿八经的心理测量好不容易恢复，硬让他们给搅和了”，张厚粲先生痛心疾首。她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苦修订或编制的心理测量量表被灌成软件到处叫卖，未经培训的非专业人员可以轻易购得，大肆滥用，结果，心理测量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一泻千里，“他们赚钱，我们挨批”，张先生自嘲。

而在美国，心理测量量表作为特殊商品，必须凭资格证才能向测量公司购买，这张证书至少要心理学硕士以上才能考取。全世界的心理学家看到中国人自由叫卖心理测量量表，无不瞠目结舌。

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监管缺位。早在1980年代中期，学者就呼吁政府规范心理测量市场，然而此事至今依未排上议事日程。“这与心理学在中国的地位密切相关。”一位业内人士评价道。

学界权威张厚粲先生是晚清中兴名臣张之洞的孙女，1948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心理系。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心理系几乎全被撤销，辅仁大学心理系被并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降格为教研室。张厚粲还记得，当时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燕大的心理系被并入哲学系，同样降格为教研室。

“那时候，心理学根本不能成为一门学科了，但是师范院校又必须教授心理学，所以就把教育心理学这一部分保留了下来，心理学只为教育服务，只为教师服务”。这就是目前全国的心理学重镇都在师范院校的根源。1958年，心理学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方向”，“文革”期间更被打成“伪科学”。

而心理测量又是心理学中受到摧残最重和停止活动最长的一个分支，教师或被下放劳动改造，或被学生批斗。1978年心理学恢复，张厚粲顺势呼吁恢复心理测量，没有被马上批准。心理测量测的就是“个体差异”，当时人们还不习惯“人的差异”，习惯的是“阶级的差异”。1979年心理测量开禁，当年春天张厚粲在武汉开班讲学，名为心理测验与统计培训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大院校，后来基本成为各地心理测量教育的“掌门人”。

命运多舛的心理测量，在不少人眼里，至今依然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与求签算命一样，“不可全信，不可不信”，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奇技淫巧”。滥竽充数的心理测量甚嚣尘上，无疑强化了人们的这种歧视；而对于心理测量的轻视，又使得正规研究举步维艰。我们看到的，似乎正是这样一个怪圈。-

人才测评

在包括中国的许多国家，人事经理一贯认为，认知能力测量是最无效、最无用的选拔工具之一，而把访谈列为最有效且最有帮助的选拔工具之一。心理学家对此似乎无可奈何。

撰稿／陈统奎(记者)

人才可以测量，开玩笑吧？

这个问题，赵丙来已经不知道回答多少次。他是一个人才测评软件推销员，整天背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穿街走巷，奔波于一家家企业，不停地向人力资源主管们演示最新软件。

他不仅是在推销软件，更是在推销新理念。不幸的是，产品不好卖，理念也寸步难行。

一头雾水

闷热的夏日午后，34岁的赵丙来背着沉沉的电脑包，走进浦东陆家嘴一座摩登的写字楼。汗水把白衬衫湿透了，他没有觉察，心里琢磨的是如何说服这家上市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购买他的软件。

半小时后，人力资源总监出现了，劈头就问：“哪个学校毕业的？”

“清华大学。”赵丙来如实回答。

“哪个专业？”

“经济管理。”

“系主任是谁？”

……

这一幕就像发生在警察局。对方也许是不相信一个软件推销员竟然是清华大学毕业生，一番仔细盘问之后，赵丙来斗志全无，只好灰溜溜地离去，而对方连资料都没看一眼。

赵丙来确是清华毕业生。他先后在北京、武汉工作，从事的都是IT行业。2000年他到上海开辟战场，曾经是一种杀毒软件网络版的上海总代理。2002年的夏天，赵丙来的公司与杀毒软件公司分手了，他急需寻找一种替代产品。

当时，他刚刚结束心理培训班的学习，满脑子都在思索着如何把心理学知识和经济管理学知识结合起来，打造一个企业管理的产品。

赵丙来没有想出答案，但别人早就帮他想好了。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人才测评软件的新闻。虽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产品，但相见恨晚，这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心理学＋管理学”的产品。那一刻，赵丙来激动不已。他按图索骥，找到开发这款人才测评软件的公司，要求代理他们的产品。

这是一家管理软件科技公司，人才测评软件是他们的一项拳头产品。所谓人才测评，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测量，包括能力、兴趣、性格、气质及价值观等个体心理现象。据说，作为个人，通过测评可以了解自己的个性从而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作为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测量结果预测被测者将来的工作绩效，从而招聘到理想人才。

负责开发这套人才测评软件的是上海某大学的一位副教授，他网罗了沪上一些高校的心理学专家，誓言开发“中国人自己”的原创心理测试量表，“测试题目全部由具有实际丰富管理工作经验的心理学家命题”。赵丙来拜访他时，他们已经开发出12种量表。

诸如“敬业倾向测评”、“领导能力测评”、“跳槽倾向测评”、“职业倾向测评”等。12种量表被灌制在一张光盘里，售价12700元。心理测量量表是一种特殊商品，它在中国曾经被禁几十年，而即使在今天，在国外它也还是一种管制商品，必须凭心理测量专业资格证才能购买。心理测量所测的个体差异都是个人隐私，牵涉到法律、道德、伦理诸多问题。

而在赵丙来眼里，这不过是一套软件，可以作为自己青黄不接的小公司的新产品。双方谈得很愉快，2003年起赵丙来就开始代理这套软件了。现在，他的公司已经成为这套软件的总代理。

赵丙来把这套软件装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里，开始穿街走写字楼，演示和叫卖。

他记得很清楚，也是冒着炎炎烈日，赵丙来拜访了第一家公司。演示完毕，对方为了检验软件的真伪，随便拉了几个人，随便挑了一个测量量表试进行测量。结果出来，一个部门主管得了60多分，而他手下的一名员工却得了90多分，现场一下就尴尬了。

“我天天加夜班，比他加班多得多了，难道我还不如他敬业？”这位部门主管质问赵丙来。

赵丙来答不上来，他只知道刚才给他们做了一个“敬业倾向测评”，至于为什么加班多的人反而不敬业，他一头雾水。

“这是我最失败，也是最受打击的一次。”赵丙来失去了第一次机会。心灰意冷的赵丙来赶紧补习心理测量知识，终于发现这个“敬业倾向测评”量表应在企业招聘时对应聘者使用，而不是面向企业内部员工，怪不得闹出这出牛头不对马嘴的“悲剧”。通过一番恶补，他还明白了一点：“加班”只是“敬业”的一个因子，而不是“充分必要条件”。

昏招迭出

如今，赵丙来已经可以卖弄一些心理测量软件的“专业知识”了。譬如，一家企业需要测评一下企业领导们的领导能力，这就需要开发一套心理测量量表。“我们就去找100个管理能力特别强的人，再找100个管理能力特别差的人，对他们的个性和特质进行分析，到底哪些因素决定了领导能力强弱，比如说一开始可能会找出20个因素来，然后再精简，比如逻辑思维能力啊，沟通能力啊，组织能力啊。”

相关因子找出来之后，就要制定测量量表试题。问题又来了，怎么知道一个人的沟通能力强呢？这时候，心理学专家就派上用场了，他们将设计问题来发问测试者。最难的莫过于设计这些问题了，心理测量量表的开发是一件靡费耗时的工程。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目前国内开发心理测量量表的公司都在亏本。

量表编制出来后，还需要一个常模的过程。通俗地说，就是一个标尺的过程，就像人们当初给一米长度标长一样。心理学家们需要抽样测评，然后计算出一个平均水平，高过这个平均水平线者就可以说“沟通能力强”了，一个个因子都测出来，也就可以推论“领导能力强”了。

明眼人可能看出来了，所谓“领导能力强”是一个比较的结果，是把测评对象放到常模里进行比较。因此抽样取常模的过程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在上海抽样，这就是一个上海常模，测评者跟上海的平均水平比高低；如果在全国抽样，这就是一个全国常模，测评者跟全国的平均水平比高低。而抽样总有误差，也就是说，不管是“上海的平均水平”还是“全国的平均水平”，都会失真。

赵丙来说，他代理的这套人才测评软件的综合信度、效度达85%左右。“不可能像其他测量那样要求准确率达到99.9%，心理测量完全达不到这个技术。所以，测评结果出来，只能作为参考，不可能是一个取代性结论。”不过，据他介绍，一般经验老到的人才招聘主考官，通过观察访谈，对人的判断信度也不过在50%左右。

赵丙来虽然说得头头是道，但一路走来，还是不断碰壁，失败的推销案例不知其数。令他刻骨铭心的，是在一家国有大型企业的遭遇。

当时，那家国有企业的人事部主任刚上任，很有干劲，与上门推销的赵丙来一拍即合。他想通过测评了解各部门主管的领导能力和特点，为将来的人事布局提供决策依据。于是这位人事部主任把软件里的试题打印出来，作为发给几个部门的领导的“回家作业”。第二天回收打分后，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地震”。那些部门领导纷纷质问，难道他们的领导能力全都不行？人事部主任为了息事宁人，自然不敢再买软件，只当玩了一把游戏。

问题又出在哪里呢？

现在，赵丙来已经知道了答案，是在一个气氛安静、光线充足的房间里，还是在一个正在转播NBA总决赛加时赛的房间里进行心理测量，答案可能大相径庭。

可怜的赵丙来后来才得知，那家国有企业的部门领导们，把测量量表带回家，在妻子和子女的协助下，经过仔细研究才填写答案。这已经背离了心理测量的执行条件，把科学的心理测量视同开卷考试，测量结果根本不可信。

国内没有建立类似美国那样的专业许可制度，既没有许可委员会来颁发资格证，也没有相关的立法来约束心理测量量表的使用，出现这种可笑的局面根本不足为奇。赵丙来只不过是一个软件推销员，自己对心理测量都一知半解，自然不能指望他的“专业指导”。

理念尴尬

赵丙来的小公司在靠近外滩的河南中路上，只有一间不足25平方米的小房间，没有空调，一架落地风扇嗡嗡地转动。从2003年开始代理这套软件，公司的发展速度就像蜗牛爬行一般，赵丙来说，平均每年销售七八十套软件，盈利十分有限。

专家称目前中国只有3%的企业在招聘人才时使用心理测试方法。赵丙来认为，人才测评产业在国内还未真正起步，开发人才测评软件的企业屈指可数，而且基本上都在亏本。他很羡慕国外的人才测评产业。据英国有关部门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英国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雇主通过心理测试筛选应聘毕业生。而在美国，人才测评的产业规模是几十亿美元。

为什么人才测评软件在中国这么难卖？“不少企业老板认为这是算卦。”赵丙来说，对于企业来说，一套1万多元的软件，“钱根本不是问题，他们害怕人才测评软件不准，反而会搅乱原有的人才评价体系。”赵丙来曾经和一家企业联合进行一项试验，在这家企业进行人才招聘时，把人才测评软件当作一个独立的主考官，与其他人力资源部的主考官同时对应聘人员打分。结果发现，人才测评软件的评分与其他主考官的评分很不一样。“人家相信你的软件还是相信自己的主考官？”

事实上，在包括中国的许多国家，人事经理一贯认为，认知能力测量是最无效、最无用的选拔工具之一，而把访谈列为最有效且最有帮助的选拔工具之一。心理学家对此似乎无可奈何。不一样的是，西方国家的人事经理一边批评一边使用人才测评软件，而中国的人事经理们，却几乎没有多少接触过这些软件。

赵丙来统计自己的推销效果，他发现，找人事经理推销软件的成功率并不到20%。奇怪的是，只要他找到企业的高层，成功率高达80%。但可想而知，一名推销员要见到企业老总，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赵丙来说，如果中国企业的决策者们能够明白，人才测评事实上提供的是非常重要的预测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技能、能力、经历以及个体特性等信息，而这些信息是可以用来预测工作绩效的，是他们进行选拔决策时最好的辅助工具，那么，人才测评软件的春天就到了。

“这是一个理念的问题。”-

大学“心理普查”之忧

大学生心理测试不应仅是“诊断性测试”，也不应停留在“诊断病号”的阶段。

撰稿／陈统奎(记者) 陈 燕

“那天的情形真是记忆犹新，我们发邀请函通知同学参加团体咨询，来的人的脸色都像下雨前的天气一样阴沉沉的，感觉如同末日降临。”

柳菁，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督导”，当她带着一名助理走进团体咨询室时，尴尬气氛扑面而来，10多个学生围坐在一起，无一例外地低头看着地板。尽管柳菁把邀请函写得诙谐轻松，使用了“名额有限，欲报从速”等煽情的广告语，但似乎还是徒劳无功。

这是3年前她组织的一个团体咨询，参加者都是大一新生，被心理咨询中心测试出来的“病号”。

每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都会对新入学的一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入学心理测试，每年都会有二三十个学生因测试结果有问题而被“请”到心理咨询中心“确诊”。

2003年华师大新生心理测试负责人正是柳菁，在对那20多名学生进行“确诊”后，她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为他们做一点什么，于是组织团体心理咨询，以“兴趣小组”的名义“邀请”这些学生参加。

柳菁没料到，第一次活动学生们会显得那样紧张和敏感；令她高兴的是，一个月后“兴趣小组”活动结束，学生们的笑容已经像窗外的阳光一样灿烂。

筛选“问题学生”？

那以后，柳菁没有再举办类似的团体咨询。3年后的今天，她是第一次向外人讲述那次团体咨询的事情。

团体咨询不办了，但是华师大的新生入学心理测试还是年复一年。大学新生心理测试是教育部规定的一项任务，高校必须执行。

镜头对准的是复旦大学的一间教室，画面很安静，几十个学生低着头在做“试卷”，时间是一小时。

“那些题目都是生活中一些随处可见的生活场景，无须思考，代表了自己内心的想法，而且那些题目多是客观选择题，几个选项之间具有程度上的差别，我们不需要做任何准备，在做那样测试的时候，心情还是愉快和轻松的。”一位复旦学生介绍说，考题主要涉及到人的行为习惯、交往能力等。

复旦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复旦使用的是SCL-90焦虑倾向自陈量表和自主编制的试题。在使用量表上，各个高校稍有差别，譬如华师大除了使用SCL-90，还加了16PF人格测评量表和PHI心理健康测评量表。

记者惊讶地发现，这些量表都有某种“偏见”，特别是SCL-90，它一般在临床心理测试中使用，前提是测试者已经是一个“病号”，然后用它来测量病情的程度。用它来测健康人结果是不准的。“在目前没有更好的测评工具(量表)的前提下，粗糙的工具总比没有工具好啊。”复旦心理咨询中心一位老师对记者说。

每年一所高校参加测试的三四千名学生当中，总有一些“有问题”。心理测试的结果是严格保密的。华师大甚至拒绝透露SCL-90的测试结果，只告诉学生16PF量表的结果，因为这个表格只是反映学生的个性特点，无关紧要。不过，华师大很精明地把三个量表打包在一起测试，“防止学生不必要的联想和猜测。”

复旦大学则把结果输入数据库，学生凭自己学号和密码可以登陆查询。有趣的是，复旦的学生一般都不会去查询这个结果，“没有心理毛病去看结果干嘛？”一位复旦女生反问记者。有些学生去查了结果，“紧张得要死，生怕自己有什么毛病”，复旦一位大二女生回忆说。

测试结果一出来，学校心理咨询中心一边给学校领导写报告书，一边打电话联系辅导员把测试结果显示的“问题学生”请来心理咨询中心“咨询”，专业用语就叫“心理干预”。

对于学校来说，心理测试本身并不是目的，把这些学生找出来进行早期心理干预，预防学生自杀事件才是其目的。3年前，柳菁举办团体咨询班，用意即在这里。

每年心理测试前，柳菁都会发动心理咨询中心的工作人员制作各种传单、书签发给每一个学生，在这些传单和书签上写上一些温馨提示，诸如“生活难免不如意，冬去春来是温馨”、“梦是铜像潜意识的皇家大道”、“人们需要把自己看成是奇迹的产物，并值得爱与被爱”，并在校园里张贴海报和标语，努力制造一种轻松、温馨的测试氛围。

学生总是很容易被安抚的，柳菁并没有听说过学生对心理测试说不，而是“欣然接受”。柳菁说，心理测试“至少可以从一些方面帮助自己更好地了解自己”。

而在不少学生看来，入学心理测试只是一次查找毛病的“心理普查”，他们很少有人知道心理测试还是一个科学工具，可以帮助他们了解自己，从而制定大学生涯规划。

谁伤害了她？

福兮？祸兮？如果让韩美(化名)来回答，她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后者。韩美是一所著名高校的大三学生。大一入校时她活泼开朗，但那次心理测试改变了她的生活，也改变了她。

一天，辅导员告诉她测试的结果分数很高，心理咨询室的老师请她过去做一次咨询。“我没有毛病，为什么找我谈话？我又不是精神病？”韩美很惊讶，她甚至有点不礼貌地顶撞了辅导员。

韩美拒绝去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她很抗拒。”韩美的一位室友对记者说。不久，辅导员又继续找她谈话，希望她能接受心理咨询室的“邀请”。韩美记不清辅导员一共找她谈过几次话了，总之一次比一次用语恳切，甚至是哀求。

慢慢地，韩美发现自己变了。她发现，自己不论是在心理咨询老师眼里，还是在辅导员眼里，甚至同班同学眼里，都是一个有“心理障碍”的人。室友们发现韩美变了，她常常发脾气，喜欢因一些小事情大吵大闹，很快就与全寝室的人闹僵。上课回来，她都不愿意走进寝室，而是坐在宿舍的楼梯上发呆。她有时候整夜不睡觉，“经常半夜听到她哭”。

“她的反抗心理越来越严重，最后真的变成了心理问题，不断要求换寝室，在寝室和每个同学都很僵，成了系里的问题学生，课程不考试，或者挂课。大二时候，她休学回家了。”那位室友介绍说。

由于该校心理咨询中心拒绝向记者提供韩美当初的测试结果，而韩美又坚决认为自己“没有心理问题”，我们无法判定到底这是一次“误诊”还是“确有其事”。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次心理测试改变了韩美的人生轨迹。毫无疑问，韩美对心理测试的结果太敏感了，正是对心理测试的无知和恐惧伤害了韩美。

大学生们对心理知识非常好奇、敏感，但认知程度又浅薄得可怜。复旦心理咨询室的一位老师向记者描述了这种矛盾：“复旦的学生很有趣。我上学期开的一门心理学选修课，一下子爆满了，但我发现在上课期间，教室的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学生换了一批又一批，原因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心理学和真正的心理学是两回事。”

关于测试结果出来，如何通知被测出来的“病号”前来心理咨询中心“确诊”，柳菁和她的同事们动了不少脑筋，总之就是不能让学生感觉到自己因为有心理问题而被“邀请”。不论是通过打电话还是写邀请函的方式，柳菁都非常注意措辞，而且她反对使用学校的行政系统，先通知院系，院系通知辅导员，辅导员再通知学生，“那样容易伤害学生”。

记者注意到，韩美所在的学校，心理咨询中心便是通过辅导员来找她的。辅导员只不过是一位“行政人员”，他(她)显然无法像柳菁那样照顾学生的心理感受，在执行告知这个义务过程中，他(她)的用语很容易伤害到学生。韩美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心有余而力不足

高校心理教育界流行这样一句话：“进来了不适应，出去了就焦虑”，说的正是当下大学生一种普遍心理现象。为大学生们做入学心理测试，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实施早期干预，这个套路几乎为国内所有大学使用。

具体到华师大，柳菁介绍说，华师大采用的三个心理测试量表，目的在于找到病态的学生。柳菁说，每年测试结果出来，他们会根据分数来对学生进行分类，然后约请那些“问题特别严重”的学生过来面谈，主要是确定心理测试的结果是否准确。如果测试结果在面谈中被肯定之后，华师大有三级预警机制。第一级，轻度心理障碍，请身边人(比如室友)协助观察；第二级，中度心理障碍，“通知系领导知道”，帮助咨询和治疗；第三级，严重心理障碍，或者精神疾病，则“通知家长，协助治疗”。柳菁强调，由于心理咨询室没有权力对学生做出决定，扮演的只能是“辅助角色”，至于学生是否配合，决定权在学生手里。

但是，面对“确诊”的“病号”，学校心理咨询室不能更主动、更积极地干预吗？柳菁的回答是不能，原因是心理咨询室“资源有限”，目前心理咨询室主要是为学生日常心理问题提供咨询服务，华师大心理咨询一共只有10多名老师，一个星期提供100个小时的服务时间，还是应接不暇。

其实，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柳菁知道大学生心理测试不应仅是“诊断性测试”，也不应停留在“诊断病号”的阶段。她说，这两年华师大心理咨询室接待了不少研究生，他们并不是来做心理咨询的，而是请她做职业生涯规划。她要首先请他们做职业倾向心理测试，然后针对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写出分析报告，为他们的职业选择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柳菁说，为学生提供职业生涯规划，这是学校应该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但如果众多学生都来找学校心理咨询室，请他们帮忙做职业心理测试，那资源有限的咨询室非瘫痪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