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挥霍了一把，买了一台新的宽屏显示器，把它旋转了90度后，与我现有的一台与之近乎相同的宽屏显示器并排放在一起。于是我现在有了两台“高屏”显示器，“肩并肩”摆在一起，我感觉自己就像核电站的操作员。
格言大师、古罗马奴隶普珀里琉斯•西鲁斯(Publilius Syrus)说：“如果同时做两件事，结果就哪件事也做不成。”他想必不会认可同时使用两台双显示器的做法，假如他对双显示器有一丁点概念的话。
可怜的老普珀里琉斯如果看到今日青少年们的习惯，一定会怒不可遏：这些孩子在看电视的同时还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那儿上网，一边发短信、一边在网上聊天，一边还听着音乐。无怪乎有这么多评论人士都在担忧我们日益沉迷于同时处理多任务。
我对这种担忧有所认同。去年4月，当我首次沉浸在利用Twitter“实时评论”某次英国领导人竞选辩论时（我的Twitter帐号是@timharford，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想看到普珀里琉斯附体的话可以在Twitter上关注我），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虽然发表评论和阅读别人发表的评论十分有趣，但之后我对三位首相候选人的发言却几乎一点印象也没有。这一点很值得注意：我现在深深地认为，任何自称对某个活动进行了实时评论的人，其实不大可能记得当时现场发生了什么。
研究多任务处理的科研人员不会对此感到意外。2006年，当时就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心理学家卡琳•弗德(Karin Foerde)、芭芭拉•J•诺尔顿(Barbara J. Knowlton)和拉塞尔•A•波特拉克(Russell A. Poldrack)做了这样一项实验：在电脑屏幕上向14位受试者展示各种形状的图形，同时向他们播放低音调和高音调的声响。在一组实验中，受试者只需要辨认出图形中的样式，并以此为根据做出推测。而在另一组实验中，受试者还需同时对高音调声响进行计数。
结果十分有趣：在同时处理多任务的实验组中，受试者很善于飞快地做出预测，但随后却不能解释图形所蕴含的样式，也不能将之灵活地应用在其它场合。用术语讲，就是他们的“陈述性记忆”(declarative learning)因注意力分散而受到抑制。简而言之，同时处理多任务的人当时看起来似乎很能干，但可能并没有从自己的经历中汲取到多少东西。
我力图避免犯这个错误——尽管我把两台显示器并列摆放，是为了在一台显示器上阅读研究论文的同时，能在另一台显示器上看到这篇专栏。
但我却对另一种完全不同形式的多任务处理感到内疚：每个月，我都有许多个项目在同时进行。看上去，这与在即时通讯工具上聊天分散注意力有天壤之别。实际上，这是21世纪成年人的典型症状。而这种症状恐怕同样不会有什么益处。
心理学家的实验室不适合验证这个假设，但三位经济学家德乔•科维耶洛(Decio Coviello)、安德烈亚•伊齐诺(Andrea Ichino)和尼古拉•佩西科(Nicola Persico)新近就此撰写了一篇工作论文。他们研究了米兰一家特别法庭的31位法官的案件负担，这些法官在5年中审理了超过5.8万起案件。由于案件是随机分配的，并且按规定案件必须在分配后的60天内开庭审理，一些法官发现自己手头需同时审理的案件多了许多。科维耶洛和同事们发现，相对于其他法官，那些必须同时审理多个案件的法官审结相似一组案件所需的时间更长。这项研究暗示，60天内必须开庭的规定不但没有加快审理进度，可能还减缓了一般案件的审理速度。
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普珀里琉斯关于同时处理多任务的见解是正确的。一次最好只做一件事，除非你宁愿不去记住自己本该在做的事——无怪乎我们许多人都会一边开会一边玩黑莓(BlackBerry)。
译者/王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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