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区精神家园遭遇空白地段：心理重建任重道远

    泣血之心何以暖之

　　半年前，北川农办主任董玉飞自杀于宿舍，今年4月20日，该县宣传部副部长冯翔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灾区干部群众的心理问题，以这种极端的方式，体现了它的严峻性。

　　中央《汶川地震重建总体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实施心理康复工程，重建精神家园。而现实的状况是，精神家园的重建之路，任重而道远。

　　在地震初期一批批专业或非专业的志愿者“心理救援”热潮后，目前坚持在灾区从事心理重建的力量已大为减少，少数几个社会公益团体、科研院所在孤军奋战。政府尚缺独立的部门组织协调心理重建工作，再加上专业人才与经费的匮乏，都让心理重建的过程显得艰难。

　　如何不让下一个冯翔、董玉飞出现？如何让震后创伤的心灵得到安宁和希望？

　　心灵家园重建遭遇空白地段

　　4月13日下午，绵竹汉旺学校初一(二)班的板房教室，13岁的唐建华说：“我不想提地震”。

　　当天，一家志愿者团体来做“心理抚慰运动”，班主任要求所有的同学到校会议室参加。

　　“这种活动太多了，没什么意思，我还有很多作业要做呢。”只有唐建华没去。

　　13岁的唐建华是这所中学的“明星”，地震中她与5名同学被埋废墟，她提议大家“吵架”来防止睡着，但还是眼看着有同学死去。在被埋22个小时后，她被救出，失去了双腿。

　　过去的一年里，唐建华已记不清有多少人来给她做过“心理辅导”。而作为汉旺学校师生“心理重建”的“代表成果”，她要不停地接受各路记者的采访，“不停地提地震，不停地提我那些死去的同学，很难受”。

　　与唐建华频繁被“抚慰”对照的，是她的母亲黄金琼。她希望能得到心理辅导，但没有机会。目前的状况是，她在自己的生活圈里能够寻找的，是由村医兼职的“心理医生”。

　　期待伤愈

　　噩梦不断的孩子

　　唐建华的母亲黄金琼想不明白，唐建华在家和学校，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异。

　　学校里的唐建华，有说有笑，老师都夸她坚强乐观。家里的她，则是脾气急躁，说一不二，“像个暴君，脾气大得不得了”。

　　在家里，不能提地震，不能提她的腿，不能提她的学习成绩，不能提家里的经济状况，“否则她就发脾气，哭，要不就一直不说话”。

　　她还怕黑。天一黑，要把房间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一直开着灯睡。

　　她说每夜都做噩梦，梦见无边的黑暗，四面的石头像水一样从高处流下来，想跑却跑不动，喊不出声。

　　“一到晚上，她就一步也离不开我。我上趟厕所，她都会大喊。睡觉的时候，把我抱得紧紧的。一做噩梦，就手抓脚蹬，我吓得不知道怎么才好。”黄金琼指着脖子上紫红色的血痕说，都是唐建华在噩梦中抓的。

　　地震后，黄金琼一直在家照顾唐建华，每天接送她上学。

　　“她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慢一步她就会生气，让我给她拿书包，晚了一点，就不行”。而地震前孩子不这样。

　　黄金琼说，她不能发火，不能掉眼泪，也根本不知道如何与地震后的女儿相处。她只希望，学校里的老师，能开导女儿，让她开心点。

    期待专业

　　“毕竟都是为我们好”

　　对于唐建华，志愿者小米也表达了担忧。

　　1986年出生的小米，去年大学毕业后，作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地震心理抚慰小组的志愿者，常驻德阳。

　　小米定点负责汉旺学校，她曾多次找唐建华谈心并家访。

　　虽然是心理抚慰工作的志愿者，但并非心理学专业的小米说，她也不知道该怎样去劝慰唐建华这样的学生。在灾区已待了7个多月，她认为自己可能都有心理问题了。

　　4月15日，汉旺学校的副校长张永禄说，学校一直很重视地震后的师生心理健康问题。“我们一直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心理援助。不管你是志愿者还是社会团体，我们都支持在学校开展心理救助”。

　　他介绍，地震以后，汉旺学校最多时曾驻扎了30多家社会团体，上百人的志愿者，他们都在做心理抚慰。

　　这些团体和个人来得快，走得也快。现在留在学校里的，只有包括扶贫基金会在内的三家心理抚慰机构。

　　张永禄认为，心理辅导者的水平良莠不齐，但志愿者大多是凭着热情来的，“又不好意思拒绝，毕竟也是为我们好嘛。”

　　也有许多机构以科研为目的，让师生填写一堆问卷后就走了，很少有坚持两个月以上的。

　　期待人才

　　村医兼职心理医生

　　对于女儿在学校接受的各种心理辅导，黄金琼的观点是，心理辅导应该很重要。

　　她本人就很希望得到辅导。她说，她常常感到烦躁。

　　在她的丈夫唐长明看来，妻子的脾气越来越大了。“地震后一年，我们吵的架，比结婚这么多年的总和还多”。

　　4月15日下午，唐长明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说现在也越来越喜欢喝酒了，喝了酒就什么都不想。但酒醒了，还是立即就想到女儿，想到家庭，“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能让她们开心”。

　　黄金琼认为，通过心理辅导，应该可以让自己不恼火，也能知道怎么让娃欢喜。她怕自己的烦躁伤害到孩子。

　　不过，目前她还没有机会接受心理辅导。

　　德阳市卫生局医政科科长林明福说，地震后，灾民的心理健康问题确实很严重。他认为，如果不疏导好，会是发病的隐患，甚至出现过激甚至伤害自己的行为。

　　林明福介绍，德阳卫生系统正牵头建立“四级心理安全的防治体系”，从市里一直到村、社区、学校及灾民安置点，都设心理服务站。

　　但一个现状是，缺乏专门人力和财力的保障，心理网络仍由原卫生系统的人兼职，市级相对有专业医生，但到了乡镇一级，职责变成“收集重点监控人群的信息、转接病人”，而到了各村，则由卫生室的人“进行基本抚慰工作”。

　　3月31日，在什邡红白镇“心理咨询室”，医生陈道春说，他是村医，懂中医，并没有学过心理辅导。在他看来，地震后因肝气郁结而致病的人增加了30%。不过，这些人一般是成疾病后才来看病。

　　而他能做的心理抚慰，就是村民看病时，顺便聊聊天，开导一下。

    期待资金

　　尚无经费建立体系

　　与黄金琼邻村的白果村卫生站的殷章元，则对自己被要求“兼职”做“心理医生”有不平。他说，地震后一直负责统计灾民信息，但并没有获得补助。

　　“各村的卫生站站长都是赤脚医生，以前干什么的都有。”4月24日，绵竹汉旺镇卫生院中医科的负责人说，没听说医院有心理辅导室，也没有心理医生，“地震后，谁没有心理问题啊，自己扛着呗”。

　　4月17日，绵竹市卫生局副局长张雁飞称，目前并没有心理重建方面的规划，卫生系统也没有下拨经费来开展这项工作，“只能重点监控孤残等可能出现心理问题的人群，我们主要还是治病，预防和心理疏导还是社会团体做的事”。

　　汉旺学校副校长张永禄，同样提到了经费难题。

　　他介绍，教育部与四川省教育厅在去年8月就下发通知，要求灾区各学校加强中小学生心理辅导与心理健康教育。但学校的经费都是财政拨付，至今没有心理辅导方面的经费。

　　汉旺学校此前也没有心理辅导老师。教政治课的吴学勤，被张永禄派到德阳参加扶贫基金会的一个培训项目，之后，成为学校唯一的心理辅导老师。

　　吴学勤的丈夫在地震中遇难，她曾跟同事说，心理问题靠谁也解决不了，只能靠自己。

　　大地震中，汉旺学校228名学生和22位老师遇难，几乎所有师生都不同程度受灾。

　　张永禄认为，教师的心理问题其实更为严重，他们亲人遇难，房屋倒塌，还要带着笑脸去给学生上课。

　　而老师心理有问题，直接受害者肯定是学生。

　　但在缺乏经费也缺乏人才的现状下，张永禄认为，学校的心理重建，只能借助社会力量。

　　而社会力量也逐渐从灾区退出。

　　据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绵竹站站长祝卓宏博士介绍，曾有近百家社会团体和数千志愿者在灾区做心理抚慰工作，一年下来，坚持留下来的，只有几家。

　　各社会团体都存在自筹经费的困境。祝卓宏说，中科院心理所也是挪用经费来做这项工作，本打算到2009年底在灾区建10个站，因经费紧张目前只建了7个。“我们现在四处去拉赞助，搞多少钱就做多少事。只能这样。”

　　期待协调

　　社会团体“散兵”作战

　　“卫生、民政、残联、团委、妇联、教育，很多部门都在搞这个工作。但却没有一个统筹，没有规划，没有形成制度框架，没钱没人办不了事啊”。绵竹团市委副书记方和俊认为，地震后政府首先解决灾民吃住问题，但心理重建，还没有被足够重视。

　　一年的工作下来，祝卓宏认为，灾区心理重建工作，缺乏一个部门进行有效地组织协调，进行制度的制定、配备经费和人才。中科院的工作站点，本来准备一年后退出灾区，将这些机构移交给当地政府管理，但目前甚至不知道要移交给哪个政府部门。

　　各社会团体，都是“各自为政”，犹如散兵游勇，无法形成合力。

　　而由于政府缺乏规划统筹，数千志愿者早期在灾区进行的“心理抚慰”，目前看来效果一般，甚至很多灾民被二次伤害，并对心理辅导产生了排斥，甚至出现了“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的标语。

　　地震重建总体规划中明确提出的“心理重建”，目前像一张等待兑现的“白条”。

　　在4月20日冯翔自杀事件发生后，绵阳市委书记吴靖平专程赶到北京拜会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请教如何更好地开展心理重建和干部群众的心理疏导工作。

　　吴靖平提出，他将亲自挂帅，由市委组织部门牵头协调心理重建工作。

　　张侃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对这种做法很期待。他认为这可以解决心理重建中组织协调的难题，让人才和资金都有所保障。

　　4月24日，四川省长蒋巨峰视察绵阳灾后重建情况时说，灾区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承担着繁重的灾后恢复重建任务，有的还遭受了亲朋遇难的巨大心理创伤，各级政府要特别关心干部，缓解他们的工作压力，做好心理抚慰工作。

    心理重建“两头热中间冷”

　　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张侃：

　　■ 对话

　　新京报：你提出灾区心理重建需要20年，依据何在？

　　张侃：我们做过研究，发现唐山大地震之后20年的时间里，这个城市精神疾病的发病率、非正常死亡率，都远高于其他城市。

　　大型灾难过后，人们在心理上受到重大创伤，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和发展，所以心理重建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

　　20年大致是一代人的成长时间，要在这二十年对这一代人进行长期的心理援助和干预，从而避免灾后造成创伤后精神障碍问题影响几代人的成长。

　　新京报：目前灾区心理重建的难点是什么？

　　张侃：应该说，大部分灾区政府给了心理援助很大的关注和支持。

　　令人担忧的是，灾区的心理重建目前处于“两头热中间冷”的尴尬，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出台总的规划，极重灾区的政府则对心理重建充满热情，但四川省没有一个可以落实的规划，地级市也没有。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新京报：在你看来，心理重建为什么没有被足够重视？

　　张侃：他们认为灾民的住房和吃饭问题才是大问题。而那些成绩是看得见的，心理重建是个抽象的东西。

　　花了钱做了这个事，到底值不值，有多大效果，却看不见摸不着。

　　新京报：怎样才能建立起心理重建的长效机制？

　　张侃：当务之急，是将心理重建真正纳入灾后重建的规划中来。

　　目前各级政府都提出要关注灾民心理健康，但许多干部从心理上根本没有重视这个工作。

　　现在主要是一些社会团体及科研院所在做这个事情，但社会力量毕竟有限，迟早会退出的。没有足够的资金保障、没有统一的部门组织协调、没有系统规划、没有充足的专业人才，坚持20年的心理重建不过是一句空话。

　　新京报：一些灾区干部没有足够重视心理重建，是否因其成本太高？

　　张侃：并不高，与不重视心理干预所付出的代价比起来很小。而且国家拨付了大量的资金和社会援助资金，每个县只需要分出来一点点就可以进行这项工程。

　　之前，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自杀了，有媒体采访我，我说如果我们还不吸取教训，开始重视心理干预和重建的话，很难保证不会出第二个、第三个董玉飞。现在又一名官员(冯翔)自杀了，我们应该吸取血的教训，真正重视和落实这项工作。

　　新京报：建立长效机制，你认为目前灾区政府部门应该做些什么？

　　张侃：实际上，四川地震灾区目前具备建立心理干预机制的一个良好机会。不缺少关注，也不缺少支持，有众多的社会团体依然出人、出钱在做这个工作，还有许多社会团体的资金和技术人才准备投入到这一块。

　　政府要做的是，成立一个部门来引导、管理、协调这股社会力量，提供经费与规划等政策保障，从而建立长效机制。这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事，政府要做的就是出“四两力”来借力使力整合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