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发展心理探源

    人类思维作为一种高级的心理机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恩格斯曾经指出“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①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与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分别揭示了史前人类思维与现代儿童思维的某些特点与规律，对思维发生学的建立和现代认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本文拟从动物思维与人的思维系谱关系的角度，对人类思维的发生作一些探讨。

     一

    人的思维活动能力是在人类缘源系谱中经过漫长的进化逐渐形成的。如果从研究动物的思维心理发展状况入手深入考察人类思维心理能力发生、发展的史前史，就有可能找到人类思维心理活动起源和发展的踪迹。

    心理学家们认为，对客体的映象、感知和等心理能力在高等动物界已普遍存在。譬如，鸽子能远涉重洋飞向“目的地”；猫和狗被人偷走之后，在一定的时间内，甚至在远隔江河的情况下都能找回自己的“家”。显然，这些动物的上述行为不是单靠各器官的直接“反射”，而是凭借过去的“经验”对新的信息进行比较分析，以抉择去向。它们这种凭“经验”活动的行为，显然已经超出了通常所说的本能的范围。这说明，即使在动物界，也不是经常单纯依靠无的冲动、本能和习性造成合目的的行动的。

    动物所碰到的每一个个别问题都可以分别出一般的因素和特殊的因素。所谓“一般的因素”指重复以往的同样行动即可解决的因素，“特殊因素”指重复以往的同样行动无法解决的因素。在前一种情况下，动物合目的的行动靠的是本能和习性，在后一种情况下，则需要某种创造性的心理活动的参与。可见，动物个体在特定情况下的行动是否合乎目的，取决于对当前问题及其解决手段是否具有一定的识别能力。

    动物在其生存环境中面临的特殊的新的因素越多，对其智力的要求就越高。因此，移居新环境，对智力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智力的发展，是和智力较低者的大量淘汰同时并进的。即是说，那些对新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有较强的应变能力者，被保存下来，反之，则被淘汰。

    动物的智力发展与脑的进化是分不开的，而它们的智力发展水平，又是以获取生存资料的方式和能力，以及相互间传递信息的方式的日益复杂化、多样化为主要标志的。质言之，动物思维心理活动向人类思维心理的过渡，主要看动物是怎样由单纯的适应环境，到能动地改造环境，即从本能的采集天然食物，向通过劳动自觉地生产食物的过渡；另一方面，还要看它们在群体内部传递信息方式怎样由动物的“语言”向人类语言过渡。下面，仅以智力较高的海豚和黑猩猩为例，说明在人为的环境里或在人工驯养的条件下动物智力可能达到的高度，借以考察动物思维心理向人类思维心理过渡的可能性及其具体表现。

     动物心理学家们根据他们对海豚行为的研究，认为海豚是除人之外智力最高的动物之一。美国科学家在１９６５年做了一个代号叫“海洋实验－２”的开发性实验。他们在实验中，充分利用了一只经过精心训练的名叫达菲的海豚来工作。这只聪明能干的海豚载着各类物资，频繁地往返于海面与水下实验室之间，充当了一名称职的“邮递员”。达菲还能救援在水下迷失方向的潜水员。只要潜水员用哨声发出召唤，它便会立即采取救援行动。美国太平洋沿岸的一个火箭靶场，甚至以高价聘请达菲寻找坠入海中的回收装置。此后，美国海军、空军、国家航空管理局等许多部门，都开展了对海豚的各种研究，以便让它们去执行各项任务。其实，早在１９６１年就有人预言，只要掌握海豚的语言和行为，便可使之在军事上获得广泛的应用。例如，它可以在茫茫大海中寻找导弹弹头、人造卫星、火箭以及其他坠入海底的设备或物体；也可以用来搜索水雷、潜艇等军事目标。现在，美国和英国的海军利用海豚听觉特别灵敏的特点，在其耳内装上电子增音器，使它的听觉能力提高了几十倍，用来侦察和监听来往舰船的活动情况①。看来研究海豚的智能及其特有的语言，训练其为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是大有可为的。

    研究人类思维心理活动的起源，不能不研究另一种有较高智能的动物类人猿。一般说来，在自然状态下，猿人类总是首先依靠自己的器官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并且只有在这样做行不通的时候，才转而考虑使用工具的行动。因此，它们使用工具的活动，明显地表现出被迫的特征。原苏联科学家们对名叫苏丹、帕里斯和“美女”的三头黑猩猩使用工具的情况，做了如下一系列的实验：

    起先，实验者给它们一个长而狭窄的管子，里头放着食物。黑猩猩光靠自身器官是拿不到的，只有用一根长竿子才能把食物捅出来。然后给黑猩猩一根木棒，经过人的示范，它们很快就学会了利用木棒把管子里的食物取出来，并且做得很熟练。

    接着，实验者在木棒的一端捆上一段横木，其长度超过管子的直径。黑猩猩拿到这个工具时，竟不加思索地妄想将装有横木的一头插到管子里去。经过几次失败之后，它才领悟到木棒两端的区别，用木棒的另一端从管子里捅出了食物。

    后来，实验者在木棒两端都扎上横木。起初，黑猩猩仍然一再想把木棒塞进管子里，当然都失败了。这时，实验者给它一根长着侧枝的树枝，它用双手把侧枝去掉后，用其取出了食物。也许从这个成功中受到了启发，当它们再次拿到两端都扎有横木的木棒时，就用全力去掉横木，然后用这根光秃秃的木棒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在下一步的实验中，交给黑猩猩的是一个在外表上丝毫没有工具形态的木制圆盘。经过再三尝试，它们终于找到了好办法：把圆盘折成木片，然后用它去捅管子，取食物。有趣的是，它们总是循着木质纤维的方向去折裂圆盘。当它们做得娴熟之后，实验者又在圆盘上画上了许多同纤维方向垂直的条纹。黑猩猩起先会循着画面上的条纹的方向折圆盘，这当然是徒劳的。于是它一面转动圆盘，一面施加压力，最后仍然是顺着木质纤维的方向把木盘折裂了。②。

    黑猩猩完成这一系列的实验，无疑需要非常复杂的分析、综合、判断和推理能力。实验的成功，证明黑猩猩既能使用工具取得食物，又能把某些材料加工成为合于使用的工具。由此可以看出，黑猩猩的知性分析能力与人类的儿童不相上下，与童年时代的人类，也可能十分相近。

    猿猴的智慧不单是一种本能的遗传，也能够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动物学家们在观察中发现，黑猩猩能够在使用工具的活动中仔细地选择适合的器材，把器材准备得长短合适，而且每当它要出发去钓白蚁时，还会事先准备好几根备用的小树棍。它们的这种行为不是来自遗传，而是通过观察学会的。幼小的黑猩猩，常常注意观看它的母亲或兄弟姊妹如何钓白蚁，而且自己也要试一试。所有这些行为，都是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一种本领，而不是先天所固有的本能。

    美国人类学家D·匹尔比姆认为，黑猩猩在钓白蚁时，对小树枝的使用，“是工具制造的一个极好的例证，或者说是对实物加工的一个极好的例证。这种情形，和人科对石器的制造所不同者是其工序十分简单，又没有严整的规格化，而且制成的工具只用于一种非常特殊的用途。虽然如此，但是这一例证，仍然可以说明这类工具（与武器相对照）是如何起源的，而且也说明早期人科类起码也经历过上述程度的工具使用和实物加工的阶段。”①

    黑猩猩的行为显示了它和人类另一方面的相似性。黑猩猩有时候喜欢用两条后腿站立起来作舞蹈式的跪跳，同时还大声地互相喊叫。在动物园里，曾让一些黑猩猩作油画，它们绘画时，显得非常开心，而且每一个黑猩猩的画，都有它自己的“风格”。由此可见，黑猩猩已经具有雏形的感觉综合能力，它们完全可以像人类的小孩在尚未达到具有表现力的阶段以前那样画图画。这些事实说明，黑猩猩具有潜在审美感，以及类似人类感情的初步萌芽。

    猿类较复杂的行为和群居生活，形成了较高级的动物语言。它们不光会发出招群、求偶、报警等单调的声响，而且还能发出多种变化的音调，配合相应的体态、手势和面部表情，传递更丰富的信息，以协调彼此间的行动和表达喜怒哀乐的感情。

    动物学习“语言”的实验研究，为我们展现了类人猿学习和掌握语言的潜在能力。同时，也证明由动物“语言”向人类语言过渡的可能性。

    黑猩猩由于缺少语言神经中枢和正常的发音器官，因而缺乏说人话的能力（黑猩猩的最高成就是仅能发出三个音节的语音）。但是，它们在学习手势语言和符号语言方面却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例如美国内华达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夫妇１９６６年开始用手势语言训练一头出生才六个月的雌黑猩猩沃休。在五年当中，沃休学会了近３５０个手势。其中许多手势不只是表示一个词，而是表示一组词。沃休能正确地运用其中的近１５０个手势，它懂得的手语更多。更加惊人的是沃休还能创造新的词和组词的句法结构。如当它第一次看到登岸时嘎嘎叫着的池塘鸭子时，用手势称之为“水鸟”；当它第一次拿到一只桔子时，称之为“桔子色的苹果”。这说明，它已具有与一般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相似的表达能力。

    １９７２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家彭妮·帕特森对一头刚满周岁的大猩猩科科训练使用手势语言。在最初的一年半中，它大约每周可以学会一个新的手势。经过３６个月的训练，科科已能准确地使用１８４个手势。到四岁半时，它已学会了２２２个手势。六岁半时，已能正确地使用６４５个不同的手势。其中经常使用恰当的有３７５个。它还会创造出一些复合名词，来形容初次见到的东西。如它把长鼻子木偶称为“象娃娃”，把不易咬碎的甜食叫“石头—点心”，把镶宝石的戒指称为“项链—手指”。按照斯坦福—比奈量表的智力级别，科科的智商可达８４－９５分之间，略低于同龄的人类儿童。

    科科对手势语的运用，并不局限于称呼一些事物和行为，而且还能表示某些要求和自己的忧愁、欢乐等情绪。例如，它表示“科科想吃彭妮的香蕉”，而彭妮却递过去一个桔子。此时它会迅速用动作回答：“不，彭妮给科科香蕉，快点！快点！”科科在淘气之后，还会向彭妮表示：“科科坏，现在科科要聪明一些，彭妮喜欢科科吧！”

    科科撒谎也很“高明”。有一次，彭妮在写东西，科科乘机偷了一支红蜡笔，放在嘴里嚼。彭妮发现后问它：“你在吃蜡笔吗？”科科居然用手势告诉彭妮：它不过是在用红蜡笔涂嘴唇。更有趣的是科科还会用手势语言来同人争吵。

    上述大猩猩和人的复杂的对话，是需要很高的智力，即复杂的分析综合能力和判断推理能力的。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戴维·普雷马克和安·普雷马克夫妇曾经训练过一头名叫萨拉的雌猩猩。他们设计了一套颜色和形状各不相同的小塑料片，作为“塑料词”，代表各种物体和事物。如蓝色三角代表“苹果”，粉红色方块代表“香蕉”，绿色大写M代表“Mary”（玛丽，萨拉的主要教师），沙斗状的绿色塑料片代表“给”等，以此作为给猩猩使用的“文字”。每个小塑料片背面都有磁铁，可以贴在磁性黑板上。若把塑料片自上而下地贴在黑板上，则可组成简单的语句。如在绿色M下放一个沙斗状绿色塑料片，再放一个蓝色三角，就是“玛丽给苹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六岁的萨拉掌握了１３０多个单词。其中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和比较词类等。此外，她还学会了一些祈求、提问和肯定的句型。后来，实验者又教它如何组合句子。如先贴摆出“萨拉把香蕉放在木桶里”、“萨拉把苹果放在水桶里”这样两个简单句，然后省略一个主语和一个谓语，变成“萨拉把香蕉和苹果放在木桶和水桶里”这样一个句子。萨拉完全懂得经简化的这个句子的意思。她甚至还学会了“如果……那么……”这样一种不那么容易掌握的表示条件的关联词。

    萨拉还学会了贴摆、阅读这样一些较为复杂的句子，如：“玛丽给萨拉一个苹果”，“萨拉把苹果放在桶内、把香蕉放在盘子里。”，“哪一个是苹果？”，“如果萨拉拣出一块黄色塑料，那么玛丽就给萨拉一只香蕉”等等，而且还会按照句子的要求去做。

    黑猩猩经过训练后，还可以按照男、女、老、少、水果、糕点等，对图形卡片进行分类。这说明，它们可以对不同的图形，形成某些简单的概念。

    猿类学习语言的实验表明，在类人猿身上，的确存在着运用语言符号的潜在能力，以及借助于这些符号进行较复杂的思维心理活动的能力。它证实了人类的语言和概念思维能力，乃是直接从其祖先—一猿人那里继承来的，类人猿的思维心理活动是人类思维心理活动产生的基础。但是，猿类学习和运用语言信号的这些潜在能力，需要在人工条件下进行艰难的训练。脱离了人为的条件，类人猿的这种能力，既不能典型地表现出来，也不能自然地发展起来。人和猿的区别正是在于：人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改造无机自然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人工环境，而类人猿则不能。

    人类由于处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作为决定他们行动动因的有意识的思考所发挥的作用，当然比在动物身上大得多，而且社会发展程度越高，思考的作用也就越大。但即便如此，人类的行动仍然经常有很大一部分是出自无意识的本能。思维和本能在人类和动物身上互相渗透，是人类思维心理活动源于动物思维心理活动的无可辩驳的有力证据。

    动物思维心理活动如何向人类思维心理活动过渡，实际上就是思维和意识的起源问题。探讨这一问题对思维发生学与现代认识论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人类的祖先从猿类开始分化出来，利用天然物作为御敌的武器和谋生的手段。这种活动本身，就表现出我们的始祖已经有了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和朦胧的意识。这已经不是动物所能具有的而是人类特有的思维和意识。当然，历史黎明时期人的思维心理活动，仍是本能多于理智，只不过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能逐渐地减少，理智不断地增多罢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人类意识的起源时曾经指出：“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①而“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和这个阶段上的社会生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