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感情与认知（下）

    三、认知在感情反应和评价心理结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认知在人们对于价值事物的感情反应与评价过程中的桥梁和中介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剌激－反应”式的一次性作用。价值事物作用于人们的主观引起感情反应和价值评价，不是直线性的“投入－产生”，这中间有一个复杂的中间变量，这个中间变量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和价值评价与体验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评价和价值感情体验的心理结构图式的整合作用。人们在遇到价值事物时，心灵上不是“白板一块”。如果是“白板一块”的话，那么，人人如此，人人对于同一价值事物的评价和体验就会遵从早期家“剌激→反应”的简单模式，作出同样的反应。人不是机器，决不会如此简单。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揭示了人的认知心理结构图式（认知过程中的“中间变量”）的建构过程，还没有详细研究人们的价值评价和价值感情反应的心理结构图式的建构过程，这是有待于价值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者们去完成的一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人类对于价值事物的感情反应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低级的情绪性的反应，一个层次是高级的情感性的反应。高级的情感由低级的情绪发展而来并以低级的情绪为基础和载体。情绪可以单独产生，而情感不能脱离情绪基础而单独存在，正如万丈高楼不能离开地面而悬空耸峙一样。情绪是人类和动物所共有的，情感是人类所独具的。单纯的情绪性心理反应主要产生于对那些满足或违背人类低层次的动物式需要的正负价值事物的接触之中，例如满足人类生理需要的食物在前，人们就会去欣然享用，这“欣然”的情绪反应与食物的实用价值是相对应的。人们在行路时，猛然见一蛇拦路，都会不由自主地毛骨悚然，这种恐惧的负性情绪与蛇往往伤人的负性价值是相对应的。幼童依恋母亲以寻求抚慰和保护的行为是受原始情绪诱导的。母亲爱怜幼儿虽有社会性的高级情感参与，但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基于原始情绪。这种原始情绪也是与价值相对应的。幼童要存活、长大成人，最切近的需要就是母亲的哺育和爱护，母亲对他（她）有最大的正价值。幼儿代表着未来，人类要一代一代地生存、繁衍、发展下去，幼儿的价值存在是最为明显的。亲子之情有强大的生物学上的价值基础，是一种天性。人类的这些与正、负价值事物相对应的情绪反应心理结构的基础是先天预成的，不是后天在社会生活中建构起来的。当然，它也有建构过程，不过这个建构过程要到人类种系发育的历史中去寻找，而不是到个体发育的历史中去寻找。种系发育的历史也就是维纳《控制论》中所说的系统发展的历史，即人类的生物进化史。人类在生物进化的自然史中，面临着种种危险，有种种的需要。外界这些正的、负的价值事物，要求人类的动物祖先作出与之相对应的情绪反应和行为反应。情绪反应是行为反应的动力。例如危险在前，需要有逃避行为，以求生存，而惊恐的情绪反应会引起一系列的生理的反应，如肾上腺素分泌大增等等，为逃避行为提供了心理和生理的巨大动力。这样一种情绪反应的心理结构，是人类的动物祖先因生存的需要而被自然选择造成的。不具备这种心理结构图式的个体，早已被自然淘汰了。这种心理结构的最初形成不是个体认知的积淀，在个体发育过程中到了一定的年龄段，这种深藏在个体生命中的潜能就会在与外物的相互作用中展开为现实的能力，自然地表现出这种心理结构图式。幼儿到一定的年龄段就惧怕黑夜，惧怕独处于空旷无垠的地方，惧怕凶猛怪异的东西。这种心理结构也是先天的。人类的祖先生活在大自然中，黑夜对于幼儿有许多不安全因素，在黑夜中幼儿如果毫无畏惧地离开庇护所和母亲的保护而到处乱跑，不是被毒蛇所伤，便是为猛兽所害。对于已会走动的儿童来说，惧怕黑夜，不敢在黑夜中离开庇护所和母亲的保护而到处乱走，这种情绪制导行为的结构和机制，显然有巨大的生存价值。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人类祖先，特别是幼童，独自暴露于空旷无垠的地方，往往成为鸷鸟猛兽袭击的目标，是极不安全的。对这种情境的恐惧也有生存价值。有的人患“广场恐惧症”，总觉得自己暴露在空旷的广场中而恐惧不已。这种精神病实际上是人类的祖先惧怕独处于空旷无垠的地方的心理结构的一种变态的表现形式。人们对于凶猛怪异的东西又惧怕、又好奇。惧怕这种情绪性反应，可以使人免遭可能的伤害；好奇这种情绪性心理驱使人认识未知的东西。这两种心理都有生存价值，都出于人的天性。所以，动物园中关在笼子里的珍禽怪兽最吸引人了，尤其是儿童爱看。隔笼观赏没有危险，又满足了以求知为客观目的的好奇心。

    一位朋友告诉我，有一天晚上他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在柳江大桥上散步。他认为小孩子不懂得害怕，就用双手架在孩子的腋下，想把她举到大桥栏杆之外，悬在空中，电灯照亮着桥下几十米处滔滔的江水。他把女儿抓得很牢，安全是有绝对的把握的。但是孩子拼命挣扎，死死抓住爸爸的衣服，不愿意悬到栏杆外面去，吓得那个样儿，令爸爸不忍心了。孩子的这种害怕不是哪个人教的，没有人吓唬她；也不是因为她从高处摔下来过，有了挨摔的经验，摔怕了，她实际上并没有从高处掉下来过。这种对悬空、悬崖的天生的惧怕的情绪心理结构，只能解释为人类在种族演化中形成的，它对于生活在树上或山洞中的人类祖先，特别是儿童，是很有生存价值的。许多在树上或悬崖峭壁上筑巢的鸟类的幼雏不是也有这种使它们不致跌落下去的本能吗？鸟类的幼雏不往下跌落（不是绝对的，而是概率的）是否有情绪制导，不得而知；但是人类幼童在这方面有情绪制导（恐惧）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情绪心理结构的基础来自人类种族演化中的自然选择，即维纳所说的“系统发育中的学习”（《控制论》第５章）也是十分明显的。

    人类对于由一定的色、形、音所构成的简单形式美的情绪性心理感受能力也与此类似，这种对简单形式美作出愉快的感情反应的心理结构图式也是在人的系统发育即种族演化中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就自然而然地具备了这种心理结构。例如４个月龄的儿童就可以对颜色作出分化反应，并特别喜欢红色；同时，对于声音节奏和音乐表现出愉快的情绪。到五、六个月之后，即对色彩鲜艳、声音悦耳的玩具之类表现出兴趣。一岁左右的孩子对各种音乐、韵律、颜色、形状等具有分辨的能力，并有选择地喜爱之。正常发育的儿童都有这些表现。这并不是教育的结果，而是一个自然程序历时性的展开，在人类的遗传基因中，早已有了如此这般的编码，只待在个体发育中随着时间的流程通过与外物的相互作用而展现罢了。这种心理结构图式也不是个体发育中学习、认知积淀的结构，可以说与认知无关。不是说欣赏简单形式美与认知无关，欣赏简单形式美还是需要认知作为中介的，因为只有感知了对象才谈得上审美的情绪反应。这里说的是人们在儿童阶段就已自然而然地具备了感受简单形式美的心理结构图式不是个体学习、认知的结果，而是自然程序在与外物的相互作用中的展开（参阅拙著《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美学原理》第７章、第１１章）。

    四、五十年代由当时的苏联传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有一个极大的弱点，那就是只讲人的社会性，不讲人的自然性，不讲人的社会性所赖以发生的自然基础，使人的社会性失去了生物学根据，割断了人类社会史同自然史的联系，人的社会性成了一种悬空的、没有自然的根基的东西。这不符合高级的东西由低级的东西发展而来、高级的东西以低级的东西为载体并包含某些低级的东西于自身之中、高级的东西调节和制约低级的东西这样一条由无机自然界到有机自然界再到人类社会的普遍的发展演化规律。离开了人的自然的生物学基础，一切所谓“社会性”都是妄谈。人类能过社会生活、具有社会性这一事实，也是有其独特的生物学根据的。不然的话，狗为什么不过社会生活并有社会性，而偏偏人类能够过高级的社会生活并具有社会性呢？这显然是因为狗缺乏过社会生活并具有社会性的生物学根据。没有人的独特的生物学根据，人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依据割断人类的自然史和社会史的密切联系的形而上学的社会学思想和对人性的片面理解所制订的许多社会政策措施，往往是行不通的，违反人性的，这造成过许多弊病，受到很大的损失。这种教训不应当不记取。须知，人性并不仅仅是社会性。人性是一个由多层次、多侧面的因素构成的综合系统。历史上凡是影响大、历时久的学说，没有一个是违反基本人性的。观察人类对价值事物的感情反应的心理结构，也应当持这种全面的人性观点。

    记得前些年我国一家权威哲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介绍、评价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对皮氏的这一理论评价颇高，认为它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理，解决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人们的认知心理结构图式的微观建构机制和过程的问题。但是，笔锋一转，又说皮亚杰的这一理论还不是彻底唯物主义的，正像牛顿的行星运动理论还免不了需要上帝的第一推动力一样。他的理由是这样的：皮亚杰认为人的认知心理结构图式有一个不断的构建过程，一个认知心理结构图式一旦建立起来，就用它去“同化”被认识的事物（包括外物、自己的动作、逻辑智力经验内容）；如果这个认知心理结构图式遇到它所不能同化的新型的事物的话，为了认识这新型事物，人的认知心理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可以使自己经过自调节去“顺应”这新型事物，经过调节后的新的认知心理结构图式得到发展和完善，达到平衡，可以同化更多的认识对象。如果遇到更新型的事物不能同化了，失去了平衡，那么经过自调节作用，心理结构图式又有了新发展，去“顺应”这更新型的认识对象，达到更高的平衡。在皮亚杰看来，人的认知心理结构图式的建构过程就是“同化→顺应→平衡→同化→顺应→平衡……”这样一种不断完善的过程。那么它的起始点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它的原初结构图式（或译为“原始格局”）是从哪里来的呢？皮亚杰曾作过两种假设：“第一种是，结构就其从遗传得来而言是预先就存在的（例如吮吸反射），而同化则只是把在机体活动程序中所未曾考虑到的新客体纳入结构之中。第二种是，情况是未曾预料到的，例如，幼小婴儿尝试着去抓一个悬挂着的客体而没有成功，只是设法碰到了它，这样引起的摆动是一个以前所没有遇到过的经验，使婴儿感到新奇有趣。于是他将会尝试着去使这种事件再次出现，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看到了再生性同化（再生同一活动）以及一种格局开始形成。”（《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５页）这两种原始图式（格局）都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前面提到的那篇介绍、评价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的文章的作者对皮氏的第一种设想却大不以为然，认为不可能有“先验的”从遗传得来的认知心理结构图式，他说皮亚杰的第一种假设与牛顿关于星体运动的第一推动力（出自上帝）的假设是同一类型的东西，他认为皮亚杰在这一点上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如此等等。这篇文章的作者的“认知心理结构图式”在我国很有代表性，是由前苏联来的认识论体系铸成的一种“格局”，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彻底唯物主义的”。殊不知这种唯物主义正是英国经验主义者洛克式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认为人生下来头脑只是一张白纸，上面什么也没有，一切都来自后天的经验，好像人类及其动物祖先千百万年的演化史在人类头中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能说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吗？这种唯物主义中承认个体发育中的学习的成果，却不承认系统发育（种族演化）中的学习（通过自然选择）的成果，充其量只有一半唯物主义，而且这一半还是机械唯物主义；另一半，涉及人类自然史中系统发育的学习的那一半，则陷入了视而不见的唯心主义迷妄。研究人类对于价值事物的感情反应的心理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也应当反对这种半机械唯物论半唯心主义的错误理论和方法。

    当然，对人类系统发育中的学习在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形成中的作用应当有一个切合实际的认识和恰如其分的估计，不可夸大，也不可缩小，更不可以不予承认。这种作用无非表现在两点上：

    第一，为人类某些原初的低层次情绪性反应心理结构图式的出现确立了自然程序，使之历时性地在一定年龄段上，在与外物的相互作用中自然地形成，例如出生后不久对食物的情绪性反应、青春期对异性的情绪性反应等，这种心理结构图式都是随生长发育过程在与外物的相互作用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

    第二，为个体续发性的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图式在日后生活实践和社会交往中的建构与发展准备了物理学前提，提供了生物可能性。在这种生物可能性的基础上，各种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图式在生活实践和社会交往中逐渐建构起来，并不断发展。这可以说是一个以自然程序为基础的社会程序，是现实生活中客观的价值关系网及其规范体系向人的心灵世界的一种内化。在这个内化过程中，认知一次一次地起着桥梁和中介的作用。

    个体发育中对价值事物的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图式的建构主要通过下列途径，其中都有认知的参与。

   （一）家长和老师的教导

    孩子们从小随父母或父母的代理人生活，父母或父母的代理人对孩子们的耳提面命对孩子们的价值评价和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图式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孩子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段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心，喜欢问这问那，这时，不仅是对他们灌输知识的好机会，而且也是培养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价值评价和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图式的好机会。例如孩子们对吃零食并不知道其害处，只是凭着原始的欲望（作为低层次情绪的食欲）的引导有时爱吃零食。这时如果家长指出吃零食的害处，对吃零食的不良习惯作出否定性的评价，并在生活中多次反复，孩子们就会通过对吃零食的害处的认识，通过接受父母对这种不良习惯的否定性评价的影响与情绪感染，建立起对吃零食这种不良习惯的否定性评价的心理结构图式和感情反应的心理结构图式，这对他可以终身受用，在以后的岁月里不仅自己不吃零食，而且看见别人吃零食也产生负性情绪，或引以为戒，或加以规劝。许多好的生活习惯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对于社会上各种事物的益害，孩子们大部分是首先从家长或老师的指点和评价中认识到的，并经由这种认识的桥梁和中介作用，在家长和老师的影响下建立起初步的社会性的对益害的评价心理结构和感情反应心理结构的格局。

    小孩子喜欢向大人发问，某某“是好人还是坏人”？这种发问是联系到被评价者的行为的。这时家长或老师联系具体的人和事，评价其善恶、美丑并讲清其所以善、所以恶、所以美、所以丑的道理，孩子们经由认知便懂得了什么人和什么样的行为是善的、美的或恶的、丑的，并受到家长或老师评价时感情的感染。这样日积月累，孩子们带有社会性的内容的道德的、审美的评价心理结构图式和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图式就初步形成了。有时不待孩子们发问，家长或老师们彼此之间谈论某些人和事，总带有某种评价和感情色彩，这也会对孩子们发生影响。

   （二）社会舆论的影响

    正确的社会舆论是一种“公器”，它褒善、贬恶、扬美、抑丑，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场”，发挥“场”效应，人人受它的影响，这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社会舆论虽然以某种正确的或错误的认知作为中介条件，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社会舆论不是社会的认知结构体系，而是社会的评价结构体系和社会的价值－感情心理结构体系。它有强大的力量。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其价值评价和对价值的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图式的建构与发展，经由认知的中介，受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例如在我国“五四”运动前后，由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有识之士都纷纷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新道德，抨击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和有吸引力的社会心理场，影响了一代人的心灵，在一代人的心灵中建构起新的价值评价心理结构图式和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图式，他们在许多事情上与坚持旧的价值标准的老一辈人的看法和感情态度不同。许多人在新的价值取向的指引和推动下冲破旧的家庭和社会的樊篱，走上争取民主与进步的道路。

    当然，舆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舆论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政治因素的影响尤为显著。在１０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前半段，由于“四人帮”假借“公器”（舆论）以谋私，在邪恶政治力量的干扰下，一时之间，从表面上看，疯狂怪诞的舆论归于统一，但这不是真正的本然状态的舆论。尽管它迷惑了一些人，毒害了许多人，然而大多数人的心里是不服的，只是慑于表面上强大的邪恶势力而不敢表现出来而已。到了“文革”的后期，即使那些被邪恶舆论迷惑和毒害的人，绝大多数也看穿了神圣外衣掩盖着的卑鄙，有一种被愚弄的羞辱和愤懑交织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