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情感与道德

　　1939年8月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的紧张气氛令人窒息。就在这一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写了一封可能左右战争走向以及影响人类未来的信。这封信的主题是关于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在信中，爱因斯坦这样写到：“从现在的局势来看似乎需要我们加以谨慎处理，如有必要，将需要政府某些部门的快速行动，因此我确信我有责任提醒您注意以下一些事实和建议…

　　爱因斯坦的这封信涵盖了道德判断（moral judgement）的几个关键方面：道德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果的忧虑之情）；对道德两难困境的认知（是否透露可能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诞生的科学证据），基于实用的利弊权衡（如果是美国而非德国最终研制成功了这种武器，是否会有更多的人幸免于难？）。这封信的下笔与否一定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过程。

　　半个世纪后，随着认知神经科学（cognitive neuroscience）的发展，我们已经可以解释这类潜藏在道德判断与伦理考量（ethical deliberation）背后的大脑运行机制。实证研究曾探讨过一些议题，如正在发育的儿童大脑中，道德感是如何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大脑损伤是如何影响道德判断的；当我们有道德憎恶（moral disgust）感时，大脑的哪个区域在发挥作用？在令人困惑的两难困境前，我们是怎样决定何去何从的。如果在互联网的搜索引擎上以“大脑+道德”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时，铺天盖地的结果将迎面而来，从这些丰富且与日俱增的文献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一领域的发展情况。

　　然而在道德判断中，理智和情感的关系是怎样的，有关这一重要问题，我们仍知之甚少。在对某件事进行道德判断时，情感如何影响我们的判断过程？去年4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为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而新颖的洞见。Michael Koenigs[目前在美国国立神经紊乱及卒中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oder and Stroke）进行博士后阶段的研究]、Liane Young（哈佛大学专业的研究生）及其同事发现一些大脑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区域（VMPFC，位于眼眶上方的前额叶皮质区域）受损的患者在面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道德两难选择时，倾向于选择前者。该研究为这一热议的辩题——在道德决策过程中，我们是如何摇摆于事实与情感之间的——又增添了几分热度。

　　理性道德

　　Koenigs、Young与其合作者一起进行了一项有关道德决策的测试。有三个组别的人群参与了测试，包括由6位患者组成的双侧VMPFC受损组、大脑其他部位受损组以及神经系统正常的对照组。所有参与测试的受试者都将面临四种决策情境。第一类包含一些“高冲突性”（这里的冲突性是指道德选择困境）和充满个人情感的道德决策情境，比如将一个陌生的胖子推倒在铁轨上，而正有一辆火车沿着轨道飞驰而来（这么做将导致这位陌生人死于非命），这样一来轨道下游的5名工人可幸免于难。第二类包含一些“低冲突性”和高度个人化的情境，比如一对处于冷战中的夫妇，丈夫雇人强奸了自己妻子，随后自己出面扮演好人，从而实现破镜重圆的目的。对丈夫来说，这样做是否道德呢？第三类情境仍存在道德选择困境，但决策情境是相对非个人化的，比如对一名安保人员撒谎，“借”得一艘快艇，以便向旅游者预警一场即将来袭的猛烈风暴。第四类是一种与道德无关的选择决策情境，比如为了如期达到某地，是否应乘火车而非巴士。

　　在清晰明确、低冲突性的个人化情境中，VMPFC受损患者的反应与对照组类似，对上文中提及的例子，众口一词的回答是“不”。当考虑一些带有强烈情感色彩且两难程度较高的情境时，相对与其他组的受试者，VMPFC患者更有可能赞同实用主义的决策，这会使得集体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例如为了拯救轨道下游的工人，他们将那位陌生的胖子推倒在铁轨上的意愿更加强烈。

　　理智VS情感

　　为何VMPFC受损的患者更加偏爱实用主义的选择呢？让人感兴趣的是，这一特点可能归咎于一种通常所说的情感钝化（emotional blunting），这种特质常见于前额叶受损的病人当中。钝化的情感可能会使这些病人更加倾向于理智的实用主义。但是早先由Koenigs和Daniel Tranel（美国爱荷华大学医学院神经学教授）开展的、有VMPFC受损患者参与的一项研究却另有见解。在这项研究中，患者们参与的测试项目是“最后通牒游戏”（ultimatum game）。

　　在这个游戏中，两个玩家会得到一笔钱。其中玩家A向玩家B提出分配这笔钱的方案。如果玩家B拒绝了分配方案，两个玩家一毛钱也得不到。对于玩家B而言，严格意义上的实用主义决策就是接受任何来自玩家A的方案，即使他或她只能得到其中的百分之一，因为拒绝即意味着一无所获。但大多数人都会拒绝过于不公平的方案，因为这样的方案对自己内心的公平感是一种冒犯。在这项研究中，相对于对照组，VMPFC受损的玩家在游戏中拒绝不公平方案的几率更高。显而易见，由于这一虽不公平但却有利可图的方案对他们产生的侮辱感压过了实用主义选择，占据了上风，因此他们并未遵循实用主义原则，并摒弃了那些方案。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完全的情感钝化及理性的实用主义似乎无法解释VMPFC受损患者的所作所为。

　　一篇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进展》的论文对此做了一个谨慎的解释，他们的假说认为理智与情感共同导致了道德感的产生。对于亲社会（忠实于既定社会道德准则）的情感而言，VMPFC区域尤为重要。这类情感包括内疚（guilt）、怜悯（compassion）及移情（empathy，指个体把自身的情感或情绪投射到其他人或物之中，并感受其结果）等。悲伤或亲和（affiliation）等状态与其他一些机制（由VMPFC前端区域负责调节）相整合，可以促使这类情感的产生，例如重大后果的前瞻性评估。另外还发现这类情感均源自边缘系统（limbic areas，位于大脑半球腹内侧的一些皮质区以及在功能和结构上与这些皮质区关系密切的皮质下结构的总称）。功能性影像学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设想。我们在2007年《社会神经学（Social Neuro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及此前的研究曾提及，VMPFC不仅在人们进行直接的道德判断时发挥作用，当人们被动地暴露于可唤起亲社会道德感的刺激因素（比如一名饥肠辘辘的儿童）中时，亦有VMPFC发挥作用。我们在2006年《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文章发现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当志愿者做出向慈善事业捐献钱财的选择（这是一个既有实用主义因素也有情感因素的决定）时，VMPFC前部区域会牵涉其中。

　　虽然亲社会情感缺失（腹内侧或下侧前额叶皮质受损所致），但仍保留了体验某些与愤怒、沮丧相关的负面情绪反应[这些反应更多的依赖于前额叶皮质的后部区域及皮质下连接（subcortical connection）]的能力，这些或可解释Koenigs所进行的两项结论彼此矛盾的研究。例如，参与最后通牒游戏的VMPFC受损玩家被愤怒或轻蔑等情绪所操控，做出了非实用主义的决策，拒绝了那些不公平的分配方案。然而，当面临相当困难的道德两难情境时，VMPFC患者更多的会做出实用主义的选择，原因是这些患者的前额叶皮质的腹内侧部分受损，导致他们的亲社会情感衰减缺失，这时在决策过程中，非实用主义相对于冰冷的理智便具有了优势。

　　道德决策并不简单

　　这一解释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爱因斯坦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前。爱因斯坦致罗斯福总统的信推动了美国生产出第一颗原子弹。这些威力惊人的炸弹使数十万人送掉了性命，同时拜这些炸弹所赐，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结束了。爱因斯坦的理性认知压倒了情感因素，做出了实用主义的选择，这是一种冷血的行为吗？我们并不这么认为。爱因斯坦的理智与情感似乎在其中完美地共同发挥作用，充分反映了思维、情感、移情、远见、苦闷及矛盾彼此互相交织在一起，同时这些因素也是复杂的道德决策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