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工人梦

爷爷走后不到半年,奶奶的左眼瞎了。

　　父亲八岁,正在院子里玩。奶奶一揉再揉自己的左眼,却看不清眼前的世界。奶奶把父亲叫过来,蹲在儿子的面前:娃啊,帮妈妈吹吹眼。父亲认真地吹着奶奶的眼,脸蛋儿鼓得圆圆的,如雨后池塘中憋足劲儿叫的蛤蟆。但无论父亲怎样卖力吹,奶奶那只曾经美丽的大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

　　奶奶十分生气地跺着脚,对东南方向厉声说,挨千刀的,走就走了,蒙老娘的眼睛算什么本事。东南那块油菜地里,有一座爷爷的孤坟。

　　父亲便是这个家唯一的男人。奶奶颤抖的手抚摸着他满是草屑的头,喃喃自语:娘的顶梁柱啊。父亲不懂什么叫顶梁柱,问顶梁柱是干什么用的?能打狗吗?能撑天吗?奶奶深陷的眼窝里蓄满白花花的珠子。

　　父亲学会了挑水。不过,父亲的水桶跟人家的不一样。人家的水桶是木头做的,很大。且上了桐油,锃光发亮的。上了肩,扁担一闪一闪的。走起路来,有一种雄纠纠气昂昂的魄力。父亲的肩上,是两只很小的油漆盒子。盒子是做木匠的二叔送的。那两只珍贵的盒子,还是二叔给镇上的毛队长漆门时藏下的。冬天,寒风刺骨,父亲挑着两只盒子,盒子里的水溅到光身裸背的父亲身上,有一种刀割斧凿般的疼痛。

　　父亲还学会了锄地。一开始,父亲握不住锄杠,把刚泛青的豆苗锄掉了。在那个饥寒交迫的年代,豆苗可是人的命根子啊。奶奶心疼得跳,用锄杠没头没脑地打了父亲。父亲不跑。父亲越跑,奶奶打得越厉害。

　　奶奶的脾气如入冬的天气越来越坏,对生活仿佛绝望透顶。奶奶找队长吵,找队长闹。甚至为了一两句闲言碎语,与乡亲们闹得脸红脖子粗的。因此,奶奶的人缘极差。跟奶奶吵过架的女人便咒她,早一天晚一天右眼也得瞎。奶奶更加得理不饶人,会绑个草人,在人家门前骂上三天三夜,直到女人讨饶装孬为止。尽管如此,每到救济粮指标下来的时候,队长会照例把半袋小麦或一小麻包红芋干子送过来。队长还讨好地说,三婶子,有什么困难,还跟我说啊。那时的奶奶苦笑着夸队长好,队长为了自己全年生活的安宁,也会冲奶奶皮笑肉不笑一番。

　　父亲十六岁那年,好像上了底肥的玉米秸儿,忽然长得又高又大。父亲的脸,黑。皮肤,糙。喉结儿,在脖子上滚来滚去。嗓门儿,闷声闷气的,说起话来,如一块石头砸在淘草缸上。那年父亲突然听说当工人好,吃得饱,有钱花,住楼房。他就开始做当工人的梦了。

　　正好铁路部门来村里招工,父亲就去了。

　　奶奶拐棍戳地,对着父亲的背影骂:鳖羔子,好歹死在外边,永远不要回来!

　　工地在芜湖。那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大到什么样呢?人山人海,一眼望不边啊。父亲在工地上抬石子,俩个人一个大箩筐。父亲大开眼界,感到十分新奇,使出浑身力气,但无奈大箩筐很沉,上了肩,脚下轻飘飘的,不扎根似的。枣木扁担,头尖,嵌到骨头上,钻心地疼。和父亲搭肩的叫刘开远,定远人,个大。起肩的时候,刘开远让父亲在前,然后把揽绳往自己一边捋了捋。现在,父亲仍念念不忘刘开远。父亲说,好人呐,承人家的情呢。我们问,刘开远呢?父亲摇摇头,十分遗憾的样子。

　　在铁路上干了一年多,父亲的力气大了很多。父亲会学刘开远的样子,对新来的工人照顾有加。父亲的表现很好,总把活干得虎虎生风,工段长曾找他谈心,说要继续好好干,将来有机会转正。转了正,就是国家正式工人,就吃商品粮。

　　父亲那天不知怎么走出段长办公室的,兴奋得几天没睡好觉,以后干得更加带劲,总盼着那一天的早日来临。父亲心想,等转了正,将老娘接走,也让她享受人间的幸福。

　　这理想的一天还没到来,家乡托人捎来口信:奶奶的右眼瞎了。

　　父亲又回到淮北平原上那个贫穷的村庄。在那村庄里,他经常梦见转正了,经常笑醒了,经常叹气到天亮。

　　父亲待在贫穷的村庄里,直到奶奶在世上最后的日子也没有离开过。奶奶临走的时候,似乎特别善解人意。她断断续续地唠叨,没有法儿的事,只是对不起乡亲们,若不是撒泼耍赖,也许没有姓王的这门人家,寡妇那么容易吗?

　　父亲经常提起刘开远,说起这个人的好。父亲有时会问自己,刘开远在哪儿呢?而后,一往情深地望着芜湖的方向。最后而且最好的判断是,刘开远留在了铁路上,至于在不在芜湖就不好说了。可能在上海,也可能在武汉。总之,刘开远成了正儿八经的铁路工人,而且住在大城市里了。

　　每当父亲说起这件事儿,我们就打趣他,爸,您老要不是心里装着奶奶,也该住在大城市里了吧?也该是正儿八经的铁路工人了吧?

　　父亲凝重的脸上,忽然开出无数朵细碎的花儿。父亲用食指点着我们三个说,我要在城里,哪有你们这群鳖羔子。

　　我们会笑起来,父亲也跟着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