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是《一地鸡毛》《手机》《一句顶一万句》等畅销书的著名作家，在“天下女人·寻找幸福力2011年度活动”中与杨澜的丈夫和龚琳娜的丈夫展开了“最佳老公”大PK。因15年来一直全力支持妻子的公益律师事业，两人相知相惜的情感历程令人动容，刘震云最终夺得“最佳老公奖”。刘震云一登上领奖台竟称自己的太太为“老师”，并赞美她是“伟大的女性”。其妻究竟有何“驭夫术”，竟被大作家刘震云奉为“领导”？两人又有着怎样的爱情故事？
四个烂梨征服北大美女
刘震云和妻子郭建梅是北大校友，也是河南安阳延津县同乡。郭建梅身材苗条，皮肤白皙，性格活泼又善良，两人初识不久，郭建梅就令刘震云怦然心动。由于比郭建梅高一届，学中文的他时常会以“师兄写了首新诗想给你朗诵”为由，向这位法律系美女师妹卖弄文采。
按说同乡见面，本应分外亲切，但刘震云开口闭口全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莎士比亚……听得郭建梅晕头转向，觉得这个“酸溜溜”的人有点不靠谱。
但刘震云却对她紧追不舍。大三时，得知郭建梅的生日，家境贫穷的刘震云积攒许久，给她买了两朵塑料花和4个梨。“那梨还有烂洞呢，是两毛钱一堆的那种，就那样的梨，不知道他省了多少天才省出来。”郭建梅心间溢满了感动，觉得这些脆梨特别好吃。
什么样的男孩才值得交往与托付呢？聪明的郭建梅留意到，当时刘震云一年到头穿着妈妈做的布鞋，穿久了，脚上的大拇指都露了出来。平时，他都拿着一个磕得凹凸不平的铝饭盒去食堂，为了省钱，他每天都喝粥。学校有1毛钱一个的猪肉馅饼，特别香，他从来都不买。但每当在街上看到讨饭的人，他往往都会给点钱，还幽默地对郭建梅说：“你看，这些都是我兄弟。”郭建梅感动极了：“这个人怎么这么善良啊！”
刘震云临毕业那年，郭建梅的妈妈患了乳腺癌，来北京做手术。瘦弱的他背着老太太上楼下楼，从不喊累。为了赚钱给郭妈妈买补品，他还在外面偷偷给人家抄稿子。
躺在病床上的郭妈妈拉着女儿的手说：“小梅啊，这个人真是好，你看他连个肉包子都不舍得吃，自己啃干馒头，却天天给我们买好吃的。这样的小伙子太难得了！”
虽说当时还没有看出刘大作家出众的文采，但郭建梅最终还是被他的善良和幽默征服了。大学毕业后，25岁的刘震云要去《农民日报》文艺部当编辑。在北大烟波浩淼的未名湖畔，他向郭建梅许下了“百年之约”。
1985年，郭建梅大学毕业两年后，妈妈病危。她当时在司法部工作，很想干出一番事业后再结婚。郭妈妈却说：“不行，你必须结婚，你结婚我就放心了。”
于是，刘震云拉着郭建梅的手，到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领取了结婚证。他找朋友请来一辆吉普车，穿着借来的呢子大衣，把郭建梅接走举行了婚礼。婚房是10平方米的宿舍，连暖气和电风扇都没有。尽管生活艰苦，刘震云还是沉浸在莫大的喜悦中。当年他可谓“双喜临门”，不仅娶了个貌美如花的老婆，还在《安徽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栽花的小楼》。
1987年6月，郭建梅生下了女儿妞妞，一家人其乐融融。也许是厚积薄发的缘故，也许是妻女带来的好运，当年底，刘震云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塔铺》，引起了文坛的注目。随后，他相继发表了中篇小说《新兵连》《一地鸡毛》《温故1942》及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面和花朵》，一跃成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
公益律师妻患了抑郁症
1995年底，郭建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律师论坛。当一位国外代表问到中国是否有专门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的民间组织时，现场顿时鸦雀无声。这种长时间的静默，深深刺痛了郭建梅的心。当天，她首次听到希拉里的演讲，主题是：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郭建梅的内心一直燃烧着“为公平与正义而战”的理想，当时就萌发了创办一个民间组织，为弱势妇女伸张正义、讨回公道的想法。
圈内的朋友得知她的这一决定后，纷纷给郭建梅泼冷水。在当时的那个年代，砸掉铁饭碗去做公益，是件多么惊世骇俗的事情。
面对身边人的不解与阻扰，郭建梅深感压力。但丈夫刘震云却说：“只要你觉得快乐就好，你愿意做的事情，我绝对不干涉！你选择的事业具有超前性和引领性，相信自己，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有了丈夫的支持，郭建梅义无反顾地辞去公职，在中关村一家旅馆简陋的房间内，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专业从事妇女法律援助与研究的民间公益机构——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郭建梅兴致勃勃地踏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公益律师之路。作为法律援助中心执行主任的她，成了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
两个月后，另外4名公益律师到位，该中心正式运营。美国福特基金会给该中心提供每年4万美元的活动经费，条件是每年至少免费代理50个法律援助案子。因办公室的年租金就高达14万元、办案经费每年至少需要10万元，郭建梅和同事们的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
援助中心的工作是忙碌的：外宾来访、汇报工作、在求助人的哭诉中倾听她们各自的悲剧和冤情、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曾经有记者在采访时，听过法律援助中心的热线电话后慨叹道：“我可干不了这个，老这么听下去，我非抑郁了不可！”一刻也闲不下来的郭建梅，嗓子经常是沙哑的。
身体上的疲惫倒在其次，内心的压力才是最沉重的折磨。中心正式运营后，郭建梅面临取证难、不被外界信任等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连个别法官对法律援助也抱着一种蔑视的态度。全国有十七八万个律师，公益律师只有六七十个。郭建梅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人走在钢丝上，没有任何保障和依靠。
在办案过程中，郭建梅经历了太多。有一次在宁夏银川，她与当地法官交锋激烈时，差点被戴上手铐。还有一次在河南登封，因为妇女土地权的事，居然遭到100多个拿着棍棒的村民围堵，当时还下着雨，后来是在警察的帮助下，满身泥水的她才连夜逃到火车站。刘震云最怕她出差，她每次出远门，丈夫就会一条接一条地对她进行短信轰炸，说得最多的就是“注意安全”。
中心成立5周年的时候，郭建梅感到身心俱疲。手下的公益律师走了一半，求助的人越来越多，全国各地的来电、来信及电子邮件让她应接不暇，别人还说她炒作、想出名，说她是冒牌律师……2002年，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她不愿意去上班，坐在办公室里不想接任何电话，甚至在开会时，刚开口说话就哭了出来。郭建梅去看了心理医生，在回答了几百个问题后，被确认为“中度偏重抑郁症加重度焦虑症”。她向中心请了半年假，躲进了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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