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岳父

　　岳父走了。

　　前前后后送了几次急诊,住了2次医院,还是抵挡不住病魔的侵袭,岳父走完了他93年人生历程。享年93岁,应该算是高寿了。但一想起从今往后再也看不到他老人家,不免悲从心生,唏嘘不已。

　　 岳父的老家在海门乡下,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十几岁时走出家门“闯上海”,靠着在家时喝下的不多“墨水”,硬是在“江湖险恶”的上海滩站稳了脚跟。岳父先后从事茶叶、纺织品进出口贸易,曾经把生意做到香港。1950年在徐家汇树德坊置下一幢带有小花园的新式里弄洋房,满屋尽是红木家具,使家人过上了殷实富足的生活。那时,岳父每月工资270元,比公司经理的工资还要高出一大截呢。

　　我从未见过岳母,岳母在77年因病去世了。那时岳父还没有退休,家中6个子女有4个还没成家。面对家中突然发生的变故,岳父一改往日从不做家务,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习惯,开始学着涉足家务。当孩子下班回到家里,他已经把米淘好了,暖瓶里已灌满开水,每月按时支付水、电,煤气等各种费用单据,休息日骑着自行车去买米。我儿子出生后,有段时间我们与岳父住在一起,夜里儿子啼哭,吵得岳父无法入睡,我很不安,但是岳父毫无怨言,还打趣地说:“会哭的孩子饭量大,长得快”。

　　岳父身材不高,脸型清瘦,过早谢顶使头发稀少。岳父天性乐观,淡泊名利,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居家里弄里,人缘都很好。在单位,大伙都叫他“老天真”。午休时,同事们都喜欢与他打牌下棋,原因就是岳父从不与人红脸争输赢。由于岳父与同事们相处的很好,使他在“文革”中躲过一劫。像岳父这样曾经有过境外工作经历,在当时物质匮乏的年代里,住洋房,拿高薪是很少不在“造反派”视野之中的。后来,岳父多次讲:“平时做人好,少结冤家,大难当头,就会躲得过去”。岳父的这番话对我以后的人生处事影响很大。

　　岳父自从搬进树德坊就没再离开过,一住就是几十年。是街坊邻居中超过90岁三位年长者之一。岳父与大人、小孩都合得来,街坊中会抽烟的几乎都抽过岳父递上的“红双喜”。大家给他封了个职务:树德坊“坊长”。岳父去世时,正值树德坊因地铁9号线动迁。邻居们饭后茶余间都在议论纷纷,许多人为此寝食不安,但是,前来岳父灵堂吊唁的来了一批又一批。大殓这天,街坊邻居去了几十个人,大家说,我们要最后送“坊长”一程,街坊们的真情让我们动容。“头七”这天,我们在后门口焚纸,一位外来民工模样的收废品的中年人走了过来,向我们打探情由,当他知道是我岳父去世时,叹了口气道:“老先生是个好人,如果我知道,一定会去送他的”。我不知道岳父与他有怎样的交集,但至少在他眼里,岳父是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岳父富有爱心,同情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酷暑烈日下,弄堂里挖下水道的民工口渴难忍,岳父端上茶水让他们喝。大修房屋的工人没地方“方便”,岳父请他们来家里解决“内急”。居委号召捐款捐物,他从不拉下。在他骨子里,一直保留着那种对弱势群体朴素的同情心。

　　熟悉岳父的人都知道,以前家里都是岳母当家,岳父回到家就是种花养鸟,在鸟语花香中享受着天伦之乐。没想到岳母撒手而去,岳父三番五次地谢绝别人劝他续弦的要求。他说,“万一讨个后娘对孩子不好,孩子要吃苦的”。岳父是单位里的“老法师”,精湛的业务能力和广泛人脉关系使他很受领导青睐,他一直工作到76岁才正式离开工作岗位。他几乎凭着一己之力,为儿女们成家立业操劳,看到儿女们日子越过越好,岳父内心感到十分欣慰。

　　晚年的岳父,每天与收音机、电视机为伴。到后来,岳父耳朵背了,走路要用拐杖了。但他还是每天2次要在弄堂里转一圈,和邻居们要打个照面,在弄堂口小店里坐会儿聊聊天。我们多次想带他出去看看,岳父总是拒绝,在我坚持下,几次让他坐着轮椅推着去徐家汇公园逛逛。望着碧波涟漪,红花绿树,岳父眼睛里流露出贪婪的目光,这目光给我印象太深刻了。其实,岳父是很想看看日新月异变化中的上海,他就是不愿麻烦我们小辈。

　　岳父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每天早晨妻子在家烧好岳父喜欢吃的食物,然后由我送到医院后再去上班。无论刮风下雨,天天如此。妻子问我累吗?我说:“只要需要,我就一直送下去”。听了我的回答,妻子眼睛湿润了。并不是我有多高尚,是因为岳父视我已出,把我这个女婿与儿子一般看待,在我眼里岳父如父。我与妻子约定,来生我们再作夫妻,到那时,岳父还是我的岳父,我们还是一家人!

　　岳父,永远的岳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