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半生戎马

　　我的父亲王仁之,半生戎马生涯,半生投身金融事业,离休于上海县农业银行,后转到上海徐汇区农业银行。2000年底父亲患感冒引发肺炎,四个月后突发并发症,因多脏器衰竭去世,我们悲痛万分。

　　父亲年轻时转战南北顾及不上自己的婚姻大事,直到上海解放,他们这些从战争中走来的老兵在部队的关心下终于有了一个家。父亲和母亲整整相差了18岁,他们相敬如宾、白头偕老。父亲46岁时有了我,母亲在生我的时候恰逢寒冬腊月。父亲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就起床为我和母亲安排好一切再去上班,巧的是我与父亲在一起也生活了46年。

　　父亲是我最崇拜的人,从小在我心目中父亲是慈祥的、崇高的。

　　小时侯父亲经常跟我们讲打仗的故事。父亲在1944年之前一直在战斗部队,曾经在新四军苏皖支队和军区特务团当班长。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段时期,父亲说仗打得很艰苦也很残酷,有时物资供应不上就断粮好几天,连着吃炒黄豆、野菜。也就是那时父亲的肠胃留下了后遗症,经常拉肚子,这个老毛病伴随了他一生。

　　父亲喜欢带我们去看战争题材的电影,尤其是华东野战军的战斗片,如《东进序曲》、《红日》、《南征北战》等,看一遍还不够。父亲用这样的方式对我们进行教育,要让我们知道新中国来之不易,希望我们将来长大后要成为解放军战士那样的人。在父亲的影响下我特别崇拜那些英雄们,我有过一本看了很久的书叫《毛泽东思想哺英雄》。

　　上海解放那年,父亲也随部队到了上海。部队刚安定下来,组织上给了父亲三天假回家看看老母亲。可当父亲马不停蹄地赶到家时,呈现在眼前的竟是一片凄凉,原来还可遮风挡雨的茅草屋不见了,老母亲也没了踪影。一问才知,自父亲走后奶奶因身体不力眼睛瞎了,孤苦伶仃地只能靠讨饭度日,没多久便因贫困交加去世了。亲人没有了,家也没有了,第二天父亲带着悲痛的心情离别了家乡。

　　回到部队后,父亲在华东军区后勤军需部工作至1953年,之后他投入到了金融事业,就职于上海县农业银行任副行长。在我的记忆里,成长过程中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格,从小他就对我说,人的一生在政治生命中有三件大事入队、入团、入党并要求我做到,我没有辜负他的希望。

　　当我们犯错误时父亲对我们很严厉,但他从不打我们。在我小学四年级之前,每天放学回家我们每人要到老虎灶泡一壶热水作为全家人的开水备用,小孩子做事总是很贪玩,有时我们不小心打碎了热水瓶,父亲只关心我们烫着了没有,从不因为打碎热水瓶打我们。

　　可有一次父亲却真的打了我,那是因为我和姐姐争吵,父亲为了平息“战争”就打了我。其实,父亲一生中也只打过我这一次,因为姐姐是父母领养的孩子,当姐妹之间发生争执时父亲只能让我受委屈,父亲就是这样宁愿自己委屈也不能亏待了别人。“上山下乡”时姐姐去了云南,每次来信都诉说那里的艰苦条件,当时的计划经济物资匮乏,为了让姐姐补充一点膳食营养,父亲在自家门口种满了蓖麻。盛夏时分,父亲头戴草帽在烈日下收蓖麻籽,然后用它去换点食用油票买点豆油寄给姐姐,每每父亲累躬了的背都会被晒得脱了皮。

　　1979年父亲由退休改为离休,组织上给予了很好的照顾,我们跟父亲一起住到了老干部大院。父亲在物质生活上很知足,常教导我们想想革命先烈要珍惜今天的生活,从不向组织提要求。只有唯一的一次,父亲向组织提出要去离别43年的家乡看看,当时父亲已是83岁高龄了,我和丈夫请假陪父亲回了一次家乡。父亲站在老家屋前的废墟上追思过去,回忆起许多小时侯的事情,临走时父亲去看望了曾经帮助过他的邻居和小时侯的伙伴,虽然这些都是苦难的回忆但毕竟实现了父亲多年来的心愿。

　　到父亲90岁时,我的丈夫要去参加上海市第二批三年援藏工作,父亲很是支持,他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丈夫全心全意地去工作。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父亲都很关心我们工作上的言行,时常跟我们讲要清白做人,当干部要当一个好干部。

　　父亲在家里还是我们尊老爱幼的表率。十几年来父亲对两个外孙女倍感爱护,外孙女还在上幼儿园时我们时常下班很晚,可父亲舍不得外让孙女留晚托,风雨无阻地按时将她接回来照顾。在父亲的感召下,我们全家和和睦睦、乐乐融融几十年,这都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父亲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们,遵照母亲的遗愿,母亲的骨灰在家里放置了十三年后与父亲一起入葬了。我们给父母选择了松江天马山墓园,我们是给父母留下一个念想:松江是父亲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的起点,松江还有一位和父亲胜似亲兄弟的老战友。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父亲,我们会经常去看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