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学生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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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岁时，哥德堡少年李哲就决心赴少林。在瑞典的第二大城，能买到影碟《英雄》或者《卧虎藏龙》，也有河南师父办武馆。少林和尚在海外教授武功，北欧的站点即是哥德堡。

　　但李哲执意来中国。高二时，他攒够钱，与5个瑞典人一块儿到中国，上了嵩山。在少林寺，他见着和尚练气功，“是非常神秘的东西”。而和尚播放梵乐，点燃盘香，这些气味与观感都令他着迷。

　　在瑞典社会安定，每个人读完高中，再念大学，而后工作，住别墅，一般的家庭会养两只狗。“我很害怕，一切都是固定好的。”李哲说。

　　“中国却竞争激烈。除了家人，没人照顾你。”他确信瑞典才是社会主义，不工作也能拿救济，每月的最低收入是14000元人民币。

　　这些对底层人有帮助，对年轻人来说，则少了动力。

　　李哲身高184厘米，在少林寺四个月后，体重下降至72公斤，他才意识到，训练的方法不科学。

　　再寻找去处，上海体育学院接纳了他。“这是个转向，对我的人生很重要。”李哲说，“来中国的原因和继续待着的原因不一样了。”

　　原本他不学中文，到上海以后，他在体院练武，也去复旦大学念文化课，甚至申请到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奖学金。复旦的本科留学生，日本、韩国人多，而瑞典人只有李哲，他利用了这种独一无二。

　　2009年，朋友找李哲去拍《叶问》电视剧，演打菲律宾拳的美国人，他也去哈尔滨客串抗日剧，演反派。“在中国我想做得好，付出了努力，中国人会说我棒。”他说，“而瑞典人不理解，你何必这么累。”

　　李哲接受了在中国才有梦的说法，毕竟，“中国的电视里那么多梦想秀”。他来回比较瑞典与中国。祖国过于安逸，而中国遍布新奇。“在瑞典，成功是幸福，而中国的成就感来自赚更多钱。”

　　获奖学金后，复旦大学免除他四年学杂费，每月再补贴1400元，李哲便觉得中国政府了不起。“美国在四处战争，表现硬实力；而中国优待留学生，展示了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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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学习7年后，尹惠营选择回祖国，即便出生于韩国京畿道的她明白，“在狭小的国度，只能展开有限的生活”。

　　2006年，初中毕业的尹惠营即思考未来，“在韩国高考压力大，高三一整年要熬夜，牺牲掉爱好。只为进入最好的大学，为此自杀的人也有”。

　　尹的舅舅是基督教牧师。他提出到中国去时，韩国上下正流行学汉语。对韩国人来说，之前的中国是陌生国家，后来它发展了，新闻都播报它成长快。

　　“这样的情势下，我不要承受高考压力，要自由地学习。”尹惠营说，在舅舅促成下，她跟随留学团队，到苏州国际外语学校学习。

　　留学一年半后，苏州学校归属了部队，尹惠营转学至上海实验学校，后来再转去北京十五中。现在想来，留学团队也存有问题，韩国人聚一起，不使用微信，不使用QQ，用韩国本土的聊天软件KakaoTalk，“跟中国人交流的机会少，失去了留学的意义”。

　　在韩国，尹惠营的资质，很难入读顶尖大学，而中国为留学生预备的高考，给予了她步入一流大学的机会。北大与清华是在华韩企最认可的学校，录取留学生的分数也高一截，尹惠营没挤入第一梯队，但考取了人大的市场营销专业与复旦的广播电视新闻专业。

　　她儿时的梦想是做电视导演，“广电专业与我的梦有关。”她说。而考量学校的知名度外，她也自知要提升能力，“韩国企业在华招聘，看中受聘者的汉语水平以及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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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亚伯是ATLAS中国求职平台的创立者，他和200多个在中国求职的外国青年交谈过。

　　亚伯看到的最大问题，不是语言、文化或签证，而是“不清楚自己的职业该怎么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速快，许多公司在这里经营得好，“但要怎样把好的宏观面，转化成自己的就业与发展机会呢？”

　　亚伯给他们实际建议：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或者去中资企业找机会，去中国的二三线城市找机会。

　　吴耐圣像是亚伯建议的力行者。2004年，他自美国大学毕业，学过一年中文，他为自己规划了轨迹：将中国作为跳板，再凭借中文能力与中国履历，回到美国的就业市场脱颖而出。

　　最初，吴耐圣在地图上选中贵州的铜仁，“所有提供英语教员职位的城市里，铜仁看起来最小，最不可能有外国人，这是它吸引我的原因。”

　　当抵达贵阳时，铜仁学校的负责人却告诉他：“那职位不招人了。”吴耐圣在火车上结识的朋友，父亲是本地警官，那警官列出一份贵阳有可能招聘外籍员工的学校名单，吴开始逐一登门。一周后，他遇见了至今仍感念的老板，获得了一份工，去遵义市的大洋外国语学校。

　　他住在风貌朴素的老城，并在这里接触到中国当代史——通过造访遵义会议的会址、老战场，甚至走了一段长征路。他自觉开始理解，为什么与美国不同的政体能够在中国运作。

　　吴耐圣回到他毕业的大学工作。但问题是，10个月里，他在故乡染上了思乡病。他去当地的中餐馆，食物却“吃起来可怕”。他想念川菜的辣、京菜的浓酱，乃至吃饭时呼朋唤友的社交生活，他也想念旅途中遇见的姑娘。

　　“那，我就回来了。”他语调轻快地说当年的决定。他联系了贵州的老东家并重获工作，一年前的旅伴则变作女友。“第二次回归意义非凡，我觉得我回家了。”

　　吴耐圣留在了中国。2009年，他离开生活了四年的遵义，去往女友的家乡南京。“我从未想过，自己只能做一名教师。”他遇上外国人群体普遍的瓶颈，他们很容易在英语教育行业站稳脚跟，再要寻求突破时。却举步维艰。

　　在中国，通常一个年轻的外国人从事教员或翻译工作，而吴耐圣试图扭转：“我能贡献的是设计能力，而非英语。”

　　选自《南都周刊》

　　图/阿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