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与宗教

某一天的门诊，与两位追踨多年的个案有如下的对话。两位都是女性，在药物治疗下情况都相当稳定。第一位的症状是在完全缓解状态，一直相当合作服药，也认真地过生活，但对于自己的病，始终未能完全释怀。（当然，严格说来，什么是完全释怀？有没有人完全释怀？恐怕也不容易回答。）门诊时间比较有空时，她总会抛下几句对整件事的感想。这次她说，医生治疗这么多病人，做出诊断，开药给他们吃，回答数不清的问题，但她总忍不住想，医生不曾真正生过病，不曾有过与病人相同的经验，真的有办法了解病人真正的感觉吗？这已经是不知道第几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了，我坐在她对面，心里想着她在做什么，她在咨询、求助、或只是在抗议呢？

另一位基本上也很稳定，过着家庭生活，但长期以来都比较多愁善感、情绪易变(labile)。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很关心她的家人，希望他们也能够像她一样虔诚。但是她的热切常常遭到拒绝，家人会强调宗教信仰是个人自由，个案的出发点虽然是善意的，因她相信对上帝的信心对大家都是好的，但家人直接感受到的，却是她总以自己的标准在要求别人，这只会引起反感而已。照例，在门诊与家人的对话没有达成共识，个案依旧一厢情愿，依旧挫折啜泣。我试着告诉她，有信仰很好，我相信对上帝的信仰一定给了她很大的帮助，因此她才会想与家人分享，但我想上帝应该不会乐见她为了劝家人信仰而弄得不愉快。临走前，她突又抛下一句，教友问她为什么还需要一直吃药，是不是对上帝没有信心？

跟诊的见习医师对这两位病人很感兴趣，他很好奇那是怎样的心情，会让第一个病人质疑医师能否真的了解她，又让第二个病人一直想要别人接受她同样的信仰。以精神分析的观点，我想这涉及关系与界限。我的假设是，她们也许都忍受不了自己内在的一些「坏」的东西，以致需要把它切割和投射出去给别人。第一位的说法似是而非，即使以最表浅意义而言也不算对，因为人类的特征之一就是能够设身处地去了解别人，未必需要有过同样的经验。但更重要的是，她说没有过同样经验的人不能真正了解，在象征层次，可能也在说她内在对于曾经生过病的真实经验的拒斥，也就是，虽然她有过这生病经验，但那事实太痛苦了，以致她也不能真正接受和了解。

第二位的人我界限显然是不够清楚的，但可能同样有类似的心理转折。她亟言自己对上帝的虔诚信心，同时又忧心和不满家人之信仰不足。她一味强调信心和善意，却无视于自己在关系中引起的不悦和冲突。这让我想到，也许她的内心也是容不下自己的怀疑和不信，乃至其他不是美德的东西，因而把自己内在的怀疑和不信切割而投射给他人。见习医师对她临走前把吃药与信心对立起来的说法印象深刻。我认为那也许是基于类似的心理转折，才会使她对上帝的虔信和对药物的需要也变得难以相容。看来在她心里，需要服药仿佛承认自己有个问题不是上帝能解决的，于是她的潜意识反应是把生病和吃药投射成是别人对她的要求，不属于她自己。不过，这又让我们的讨论进一步转向宗教议题。

见习医师是基督徒，他很惊讶于个案的教会没法解决她关于信仰和服药的问题，而且竟会有教友会说对上帝没信心才会靠药物，以他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这是不可思议的。他的意见是，以他在教内的理解，个案的想法可谓犯了「律法主义」的错误。简言之，律法是上帝颁布让人遵行的，但有些人以自己的方式解释和相信律法，却违背了上帝的本意。以他的认识，上帝可以藉由各种途径来帮助世人，包括需要的医疗及药物。不过，他也承认基督教很强调定义问题，常会在定义上着力很深，而一旦确立了定义，就会以坚定的信仰去实行，因而有时在起点上的歧异会在实践上产生明显的争议。

见习医师问我，精神科病人有宗教问题的很多吗？我回答，受苦和心理困扰是很普遍的人类现象，而宗教和医疗同样都承诺某种形式的医治，因此精神科病人中很多人同时有宗教信仰应不意外，虽然这只是我自己观察的主观印象。见习医师的回应颇有意思，他说感性理由固然是信仰的因素之一，但他个人的信仰还是有很强的理性基础。他曾广泛接触和深入思考，关于上帝的说法怎样才算值得他信仰。他觉得，以容忍我们对上帝仍有未知的心态去信仰祂，那是一件理性的事。

这引起我的兴趣，因为这触及的心理状态，与精神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精神分析重在潜意识，精神分析的训练强调容忍未知的态度，我们尽力去了解个案，但同时也要小心不要太过急切想去了解，更不要太急切想去治愈。在这看似矛盾的原则的底下，其实是认识到我们潜意识的全能幻想可能带来的危害。不论在精神分析或在信仰当中，人内心的自恋和自大幻想都有可能反客为主，结果是犯了自以为是的毛病而不自知。当然，如果是个案，影响只是妨碍了他好好接受治疗或正确认识上帝，但如果是治疗师，影响的就是众多个案了，更加不可不慎。

见习医师进一步问我，精神分析如何看个案一厢情愿地想要改变家人这件事。我提到一方面，个案做为一个病人的多年经验，或许确实在生活中累积了不少委曲和挫折，因而会更强力地索求亲人的认可肯定。然而，个案隐现的全能幻想和自恋特质，也许是更重大的因素，这就必须谈到精神分析的发展理论。佛洛伊德相信所有人在早年都曾有原发自恋的阶段，小时候，我们都曾经自以为全知全能，而现实感是经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才逐步发展出来的，正因如此，过程中出差错的机会很多。最明显的病态也许是自恋型人格违常，但自恋的问题其实在精神科病人中很普遍，而当前接受长期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本身）的个案中，自恋也是个重要议题。

见习医师问，那怎么解决呢？我告诉他在这方面，精神分析其实是很谦卑的，尽管有多么庞杂精辟的见解，我们不会自夸有多大本事一定可以解决这问题，不过，精神分析的确会认为有个方向。例如前面第二位个案的问题，以基督教的看法，见习医师指出她犯了律法主义，也就是曲解了信心的定义才导致问题。以精神分析角度，则会不停试着去理解为什么他需要以自恋的方式曲解那定义。我们会相信个案的潜意识幻想孳生了那些曲解，因而会不停去理解那些内在幻想，以及是什么样的焦虑让个案坚守这样的幻想，而不能更接触现实。当然，我这些说法基本上是借用Klein和Bion的理论概念。

见习医师进一步问，治得好吗？我回答，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事实是，精神分析界普遍注意到被长期治疗的个案中，很多人有自恋的问题。这个事实一方面显示，显然有很大的治疗需求；另一方面或许也显示，这问题确实是个很难治好的问题。然而，对治自恋的问题，当前精神医疗中除了精神分析取向的做法，恐怕也没有多少其他选择。

虽然佛洛伊德基本认为宗教只是一种心理防卫的产物，然而宗教与心理治疗的相互影响看来是错综复杂的。理想上，我们或许会期待宗教应有助于个案的心灵慰籍；但心理治疗临床实务上，宗教却常常变成个案借以逃避现实的工具，成为一种阻抗，以致妨害了治疗的进行。见习医师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逃避本来就是他的问题，心理治疗要他去面对这逃避，结果他面对了却更想逃避，那岂不是解决无望？听起来，这问题似乎指向精神分析这个治疗工作的局限性。我回应，我们终究是临床家，临床经验显示，幸好人的复杂度是很高的，因此矛盾不一定会导致无解的死结。人的自恋或许会遮盖现实，但个案却也不会完全盲目。长期留在治疗中的个案，我们固然要小心是否陷于僵局，但其实也正显示未知的心智力量仍在挣扎着延续分析治疗的过程。

实习医师末了补充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正确而理性的信仰不会导致有害的结论，以基督教言，自以为是地解释上帝等于自以为是上帝，那么这就是个罪。这样的罪，根本上有可能是魔鬼的问题。若果然如此，唯有以宗教途径解决。不过他也强调做这样的诊断也不能光靠人的层次，而需借助上帝的引导启示。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说法，不过那也涉及我完全不懂的范围了，只能保持沉默。但是可以看得出来，这隐含的仍是如何理解人的困扰。精神分析的理解无疑是想从精神内在来了解，包括自恋的问题；而基督教则会相信有些时候人的精神困扰乃是来自不属于自己内在的力量。事实上，这当然不限于基督教，其他宗教也不乏自身对各种心理困扰乃至精神症状的解释。

笔者在松德院区的「思想起心理治疗中心」刚开始主持一个名为「心理治疗与宗教」的工作坊，正是想在临床情境中持续探讨相关议题。然而笔者也深知这是多么艰巨的一件事，并不敢设定多大的目标，只求先有个机会，能与关注这个议题的专业同伴互相讨论，则愿颇足矣。

台湾精神医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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