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抗残酷画面的侵袭？

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解读残酷画面，从这个角度，不是我们在看残酷的画面，而是它们在看我们——它们映射出我们对自我的评价。心理学家贾晓明教授分析了两个典型个案。

我冷漠吗？

贝蒂，38岁，是一个比较内省的人。她经常自问，为何看到暴力血腥画面十分冷漠？“几年前济南某贪官雇凶在情妇车上安装炸弹，将情妇炸死了。我专门到网上找来现场的图片，盯着看，甚至冷静地查看死者是否美貌。我觉得自己非常冷血。理性层面，我考量着这一谋杀事件的严重程度，但在情感层面，我无动于衷！”但是，贝蒂却刻意回避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矿难等现场的图片，能不看则不看。

解读：贝蒂看谋杀爆炸现场的冷静，是因为被害者是“情妇”。她对情妇很排斥、厌恶，察看死者是否美貌，是因为她在脑子构建了一种观念——情妇都靠年轻美貌上位。“冷静的态度”恰恰印证了她内心里“情妇不得好死”的道德评价。但地震、矿难、空难等灾祸的受害者，她没有任何道德上的预设，认为死难者都很无辜，反而不能看到他们的死亡。贝蒂是女性，当代社会的很多女性有不错的生活，理想的丈夫，但她们对“小三儿”特别反感，认为这些人对家庭生活造成了威胁。这映射出贝蒂对家庭生活的担忧。

我该自责吗？

赛和，28岁，平面设计师，有些看破红尘。“我回避看电视新闻，它们让人恐慌、不安，并让我们越发显得无能为力。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传媒为了增加收视率的操纵性行为。”当赛和看到伊拉克人质被斩首的画面时，他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他觉得这是恐怖分子制作的虚假画面。马尼拉人质劫持事件，他的反应也是一样。相反，他却会因为肥皂剧、电影的煽情剧情而落泪。父母责备他冷漠，他也觉得自己冷血。

解读：每个人的心理防御机制不同，每个人都有内心排斥的某种东西，还有跟内心相契合的另一些事物。有的东西，比如暴力，会在个人内心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基于强烈的愤怒，你会有冲动去谴责暴力。人对产生这种“谴责暴力”情绪是很恐惧的。人没有意识到，在心理深层每个人都存在暴力情绪，只不过它被排斥在日常生活之外。也就是说，“谴责暴力”情绪让我们自觉与“冷血”隔离开了，这种隔离也是自我保护。看到灾难画面，好像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其实是灾难激发了他的自我保护，不能引发他内心的感受，所以显得“无动于衷”。

而影视剧不能激发上述的自我保护，所以隔离的东西不会表现出来，所谓“吃软不吃硬”就是这个缘故。影视剧中温情脉脉的剧情是柔软的，人对“柔软”往往没有戒备，没有戒备的人是松弛的，慢慢地影视剧就和内心的某些情感契合了，同情心、美好或伤感的情绪就被激发出来。

“我们从早到晚都受到图片的侵袭”

张向红，《北京青年报》新闻部资深编辑

图片、图像是最接近事物真实的国际性的视觉语言，比文字更直观，对受众没有文化水平、地域范围的限制，人人都看得懂。英国著名艺术史家恩斯特·贡布里希爵士(sir E．H．Gombrich，1909～2001)曾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视觉的时代，我们从早到晚都受到图片的侵袭。”看，他用了“侵袭”这个词。

我在值班的时候，尽量避免采用直接展现尸体、畸形病态人士、当事人家属悲痛欲绝、过于惨烈的事故现场、表现杀戮过程的图片，如果不得不用也要做些局部遮蔽处理。有同行认为，这样的图片有震撼力，更好地表达了同情、正义、真实，具有新闻价值；但我认为这些图片感官刺激的作用大过理性思考，让受众感受到的是恐怖而非悲剧，渲染了世界是不安全的、恐怖活动随处可遇的结论，这样做正面意义何在？别忘了，使用图片除了要最大限度地传递信息，还要把伤害减少到最小。

今年不知怎么了，坏消息特别多，还不是一般的坏消息，国外的先不表，光国内的，灾难就一桩接一桩，电视上报纸上网络上到处都是那些画面，让人心里瓦凉瓦凉的。

8月26日，李萨出差杭州返京，她在飞机上看到报纸上几个整版的伊春空难报道，不禁心惊肉跳。特别当她看到工作人员从飞机残骸与泥土中捧出黑匣子的大幅图片，手都抖了。对比时间，她飞往杭州的那个时段恰好空难发生。她很后怕，几乎是数着秒地度过了空中的2小时。连波兰总理的专机都会出事，今后坐飞机还能保证安全吗？

王琳则紧张地跟着电视全程收看了菲律宾马尼拉人质劫持事件的直播。整个过程，她震惊到无法呼吸。爆豆般炸裂的枪声之后，8名人质遇难，她全身的血液仿佛都不流动了。最后，她哆哆嗦嗦地用手捂住自己的脸，痛哭起来。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她不停地追看相关报道，8名香港遇难同胞的棺木到达香港的组图，又让她泪流满面，哭得一抽一抽的。在此之前，她本来有一个旅行的计划，现在绝不可能了——危险可能就在路上等着自己。

没有边界的时事画面

2001年9月11日，两架被劫持的民航客机把纽约世贸大楼撞烂，也撞碎了我们内心的安全大门，人类便进入灾祸接连不断的21世纪——战争、空难、地震、矿难、泥石流、洪水、火车出轨、醉驾杀手、闹市游客被劫持、现代奴工、私刑、被囚禁在地牢的少女……负面新闻不绝于耳，暴力画面接二连三地呈现在眼前。

从灾难发生的概率上看，21世纪的天灾人祸未必就多过以前。只是因为今天传媒发达，网络无所不在，通过它们，大量的事实画面劈头盖脸向我们涌来。

事实画面，比文字信息更具冲击力，它们将一切最坏的状况都暴露在我们眼前，造成的冲击也没有边界，令人无法回避。很多灾祸并没有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数码技术消弭了时间和距离：即使我们在安全的家里，通过电视和网络，恶性新闻、负性画面也会将我们拦截。

其中，电视和网络的直播画面问题最大。特别在21世纪，网络和数码技术的高度发达，让人人变成信息发布者。电视和网络图像快速，出其不意，有时配有同期声。曾有国内某些电视台播放未经处理过的美国卡车司机被伊恐怖分子斩首的全过程，蒙面的伊拉克恐怖分子手持冲锋枪，在几秒内拿起短刀割下人质的头颅，同期声播出受害者的嚎叫声和粗重的喘息声，令人毛骨悚然。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专家赛尔日·迪斯隆（Serge Tisseron）认为，这些画面出现速度太快，以至于我们无从明白它们是怎么被呈现出来的。它们至少引发了两个不良后果：一，这些画面阻止我们思考，压制了我们自己去发掘真相的愿望，让我们相信所看到的就是事实的全部；二，它们强化了不知从何而来的恐怖情绪，让我们开始想象这个世界有多么的黑暗。

今年8月底在马尼拉发生香港游客被劫持事件，电视台几乎从头到尾直播了整个事件。画面上，8位无辜的人质接连死去，这不是虚构的影视剧情节，而是发生在闹市街头的真实事件，因此更令人无法接受。这些画面并没有煽动暴力，却增加了我们对安全问题的焦虑。

可不可以不看这些画面？

大量的灾祸现场图片，看似给我们提供了最详尽的信息，其实剥夺了人们选择接受信息的权利，把受众“绑架”了。看，还是不看，你已身不由己，不得不“看”。那些血腥的、残忍的画面不由分说、强硬粗暴地呈现在眼前，如果每天都这么看，刚刚“习惯了”血腥的斩首画面，地震、泥石流、空难又接踵而至。于是，内心逐渐对灾难、苦痛、暴力变得麻木，就像滥用抗生素，身体会产生抗药性。

人通常透过别人的生活来释放自己的感受，看到画面上的人物遭受伤痛、死亡、亲人离去，自然担心悲惨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在缺乏足够心理准备之时看到刺激场景，因此产生过激反应，比如当晚做噩梦，这是正常的，不用太在意；反应持续一两天，乃至一周，都属于正常范围。但是，如果一直做噩梦，并产生其他情绪反应，就不是单纯的画面刺激了——可能是画面让他/她回忆起了早年经历过的痛苦，将看到的画面和内心世界的幻想、某种情绪联系在了一起。

现场画面极大破坏了旁观者的自我评价——当人们看到创伤性新闻、画面，产生的情绪都是关于自己的，比如觉得自己冷血、变态，进而自责，都是对自我的否定。有人联想到亲人的亡故，比如遭遇车祸、病逝，会特别自责、内疚：“如果我当时不让他/她出去就会躲过车祸”“是我没照顾好他/她……”

法国心理学家赛尔日·迪斯隆举了一个例子：一个8岁的男孩在课堂上讲述他最近看到的暴力画面。当时是2003年4月，这个男孩选了报纸上刊登的火山喷发的画面。“这幅画面令他联想到纽约世贸大厦被袭击时粉尘滚滚的情景。这个男孩在美国有个姑姑，9·11事件发生时，他的父母和他都感到十分恐惧。”因此，由于令人联想到曾经经历过的痛苦回忆，一幅原本不恐怖的画面也有了恐怖的含义。

可不可以不看它们呢？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教授贾晓明建议，对于负面信息，每个人的接受力、承受力不一样，对现场画面刺激的敏感度也不一样，存在个体的差异。比如地震灾难现场的画面，有人不敢看死难者血肉模糊的遗体，有的人甚至看到房屋倒塌已经受不了了。后者敏感度低，承受能力相应差一些，看到残酷的画面反应就会很大；而前者就能承受。

调动“积极的错觉”

生活还要继续，我们如何应对这个“混乱”的世界？调动起“积极的错觉”吧——贾晓明建议。“积极的错觉，指的是我们生活在世界上要有一些积极暗示，比如世界是安全的，危险离自己非常远；世界是公平的，我是有价值的；他人是可信任的，我可以得到公平的待遇……它是我们与恐惧、疾病、死亡抗争的正面心理资源。人在成长过程中已经逐渐建立这种暗示，负性画面则破坏了这种暗示——啊呀，原来这种灾难会发生啊！空难死者是我朋友的朋友，怎么身边的人也会遇到这种事呢？这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吗？”

对世界的积极暗示对生活特别重要。否则，人会连门都不敢出了，因为出门就担心遇上车祸、劫匪。

贾晓明说：“你越真实地认识世界，你就越痛苦。那些被诊断为精神病的患者，他们可能比我们更真实地感知了这个世界。”我们设想世界是安全的，人身不会受到伤害，实际上危险、伤害是存在的，很难预料它何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我们假设它不会发生，离我们很远，以此保证我们不会因为可能受伤害、被骗而停止生活。这种想象不完全是真实的，所以称之为“积极的错觉”。当我们面对恶劣的情境时，它是一种来自内心的力量，能够让糟糕的情绪在现实中得到实际的减弱。

“积极的错觉”让我们萌发了思考生活的愿望。天灾人祸带给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为了抗拒这种感觉，人们会反复沉思，尝试各种减轻痛苦的行为。一旦成功，那么个人的沉思就会从创伤问题发生转移，思考创伤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这样的沉思继续深入，就会发现幸福真谛和生命的珍贵。当人们意识到生活的意义，就会按一定规划去实现生命的价值，实现自我意义的控制。

当人的控制需要得到满足后，安全感和意义感也得到增强，自尊、自信得到恢复，更容易产生幸福感。

用“积极的错觉”自助

当看了血腥、恐怖的灾难现场画面产生负面情绪，是否该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

产生负面情绪后不用太担心，随着时间推移负面情绪会慢慢消失。如果一直反应激烈，连续做噩梦，有其他情绪反应，时间持续1周以上，自我调整不奏效，就不是单纯的画面刺激了，那就需要找专业人士帮助。

普遍而言，儿童对刺激性画面的承受能力低于成人。灾难造成的创伤来自两个层面，一是你在现场亲历、目睹了事件；二是通过媒介的了解。对孩子来说，即便是后者，也会产生深刻的刺激。这时要多加关注，要理解孩子的感受，引导他说出负面感受，不要指责他胆小。所以不让儿童过多地看这些画面是正确的，是对他们的保护。

产生不良心理反应后，如何用“积极的错觉”自助？

“积极的错觉”对人们的自我有保护功能，所以不仅是受到不良刺激后需要用“积极的错觉”鼓励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中也不妨运用。

比如有意淡化真实的东西，过滤掉让自己产生负面情绪的东西，不要在意别人说话的语气、态度。当负面刺激破坏了“积极的错觉”，给自己时间，重新把它建立起来。

“积极的错觉”有度吗？过头了就是盲目乐观——太不现实了，走到极端甚至就成了自恋，没有了基本的自我保护。人仍然需要有一点戒备心理。

如何帮助人们重建“积极的错觉”？

1、给人们时间和空间，让他们表达出灾难带给他们的痛苦。他们想表达什么内容、表达多少、表达到哪个程度，可以由他们自己选择。

2、对他们表示接纳、理解。

3、在前两点的基础上，再次让他们表达在今后生活中会遇到什么困难，给他们克服解决困难的建议。比如，某人曾遇到交通事故，不敢开车，我们可以建议他/她坐出租车、公交车，甚至骑自行车。

4、帮助他们适应周围环境。

5、最后引导他们从另一个角度看负性消息。

所有的帮助都围绕一点：减少对自己的负面评价，更正面、更积极地看待自己，恢复自信。所谓自信，就是明白自己不是那么糟糕的人，不是命运的弃儿。如此，才能乐观面对今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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