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经济心理略说(1)

　　一、中国人经济心理的社会背景：

　　虽然经济心理的社会背景主要属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但为了从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经济心理，我们需要对传统中国的基本社会背景有个简单介绍，毕竟，从外在环境的社会影响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经济心理与其长期历史发展中的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1、农业经济

　　中国传统社会，甚至当今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费孝通所说的乡土性质，而之所以具有这种乡土性质，关键在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中国传统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农业文明的历史。在对土地和天气的依赖中，中国人的心理节奏便与自然的节奏之间形成一定的合拍，虽然不断地改造自然是人们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常见现象，但顺应自然往往是更明智的选择。不管外在世界发生如何变化，“布谷屋檐唤早耕，农夫惊起多叹声”的节奏一直延续到清朝。而中原地区之广大，往往使中国人觉得这就是天下，即使还有域外之民，那也是不值一提的夷狄，并不是文明人，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农业文化。

　　农业的最大特点就是稳定，不可能随意迁徙，安土重迁的桑梓情谊具有重要的价值，以致将大量的人口牢牢吸附在土地上。在精耕细作的基础上，也确实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以致这种文明对周边的文明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使周边的其他文明都为它所同化，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无论哪一种文明成分，人种或文化的特征，一进入中国就全部与显然属于中国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受到地利的滋养、调节和限制。”这也正是我们许多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这就使得这种农业文化的影响范围无限扩大，成为人们的普遍生活方式。

　　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不仅在生活节奏上影响人们的基本经济心理，而且还因为其有限的眼界，导致人们的经济动机或需求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刘易斯·阿瑟就指出过，人们有限的眼界是限制人类想望财富的最大因素之一。也就是说，当人们将生活限制在某一个有限的层次上时，他们不可能有突破这一层次的经济冲动，实际上费孝通先生早年在昆明街上就发现过这样的情况：随着大量前方人员涌进昆明，昆明的人力车价格翻了一番，在费孝通看来，车夫们应该加倍努力才是，但结果他发现人力车夫们拉几趟后就休息不拉了，一问原因才知道——现在只要拉原来次数的一半就可以维持生活了。或许，我将这种情形称之为小农，但不管怎么说，在一个农业社会中，这种意识肯定比与此不相同的社会更强一些，而这类意识又正是经济心理的基本前提之一。

　　2、差序格局

　　所谓差序格局是从中国社会的横向结构而言的，这是费孝通先生早年对中国社会横向结构的经典概括，即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是从自己出发，一圈一圈的往外推，人际关系也随着愈往外推而愈不重要，最后推到很远的时候，就是不关痛痒的路人了。他认为这种人际之间的关系与西方的团体格局存在很大的差异，也正是中国社会独特性的关键。

　　当然，按照儒家的说法，这种格局是可以由个人一直向外推出去的，最后推到家国、天下，但从真实历史的意义上来看，中国人在向外推的过程中，始终没有真正推出去，往往最多也就是停留在家族的层面，至少绝大多数人是这样，于是家族或家庭在中国社会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所以，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往往以家族的范围为主。这也就是说，重要的经济合作往往都以家族为界限，一般难以超越这一界限。自己人与外人的区分，导致中国人在经济行为中的一些特定的模式，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基本经济心理假设，尤其是后面我们将具体讨论的关于公与私的基本心理判断。

　　进一步而言，家族本身是一个具有可伸缩性的单位，当它拥有一个强大的核心时，可以将其范围无限扩大，这时强调共同的祖先占据有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家族本身并不具有规模上的限制；但同时还存在与规模扩大相反的过程——家族中“房”等观念很强，人们都希望为自己的后代着想，尤其是当这种观念占据优势时，必然面临与聚相反的过程——散。这一聚与散的动态变换，即是中国人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事实，也使他们对聚散具备了足够的心理准备，这也影响到他们在经济合作与冲突中的基本经济心理。

　　3、人口过剩

　　在一个注重家族的农业社会中，人口的快速增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甚至还在战国时代，韩非就意识到了人口呈现几何级增长的趋势，并已经充分认识到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不协调。自此而后，到王充以至洪亮吉，甚至一直到马寅初，都认识到人口问题是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人口的过度增长不仅影响到一般社会问题，而且对整个民族性格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人口的众多，生活资料的有限，结果就是人口在有限的资源中竞争而淘汰。这样，一方面生活资源的价值往往极其高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财富的重要性极其显着，相应地在人们心理上的位置极其靠前；另一方面，针对大多数人而言，资源的极其有限，使得一般人不可能从非常长远的角度来考虑经济活动的安排，预期时限相对就更短，“夏虫不可语冰”，难以对未来做一个长期的规划。这导致他们在资源的安排上，不可能游刃有余，“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情形并不多见，对于风险往往非常敏感，缺乏创新，也是很自然的结果。而这两方面相结合——即对财富的迫切期望与预期时限的相对短暂，也正积极参与了中国人基本经济心理结构的塑造（见后面的进一步讨论）。

　　4、社会纵向结构

　　前面讲的差序格局是针对横向社会结构而言的，然而一个社会的纵向结构往往更具有塑造社会风尚与习惯的作用，往往决定了人们基本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因为对上层社会生活方式的模仿与追求，永远是一个社会得以维持并得以发展的动力之所在。

　　简单地说，自战国后期开始，中国社会是军阀与知识分子联合进行治理的社会，而这种联合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在一个朝代统治时间比较长时，作为军阀的皇帝往往营造出了一个合法继承大位的舆论，使得其军阀的性质不太明显，但当统治时间比较短时，尤其是频繁更替时，其军阀的性质就很明显了，如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而作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差不多是以儒家为主的一个群体，但这个群体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特点，这与选举制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秦汉时期，这一群体的成分比较复杂，并不是一个纯儒生的群体，只是汉武以后，儒生的地位开始上升，发展到东汉时期，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封闭的做官的知识分子群体，即士族；但随着隋唐科举制度的发展，这种封闭的状态开始发生变化，虽然科举制度的社会流动功能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有效，但总给了社会上一般读书人一些希望，尤其是从北宋开始文人地位的上升，使得科举真正成为一些人的职业，知识分子也正式成为四民之一的士，真正成为最受人尊重的一种职业。从此凡是在这种职业中混到一个功名的人，无论是做了官僚还是没有做官僚，都具备了一种特殊的身份，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绅士是士，官僚是大夫。士大夫联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层次，就是到现在还是如此” 。

　　当士大夫阶级成为社会上最受尊敬的阶级时，人们只要稍有余力，都会把心思花在做那无涯的状元梦上去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具备了很高的社会价值，社会资源的配置就倾向举业了，因为举业往往直接与权力联系在一起，它本身就可以带来财富。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学者认为，在中国的传统中，“经济人”最有利的做法不是增加生产，而是从已经生产出来的财富中增加他自己取得的份额。而商人在财富上的地位使得士大夫的地位受到威胁，所以商人始终被占了舆论优势的士大夫斥为四民之末。一方面，一些重要商品被国家所垄断，既增加国库的收入，也打击了商人；另一方面，商人要依附于士大夫阶层才能使自己的财富有安全的保证。所以费正清说：“绅士家庭最好的保障并不仅在于依靠占有土地，而是依靠土地所有权和官吏特权的联合。家庭财产本身并不是一种保障，但是家庭成员中的官吏能够保护绅士家庭。” 所以财富或者说代表财富的商人，并没有在中国获得其自主性的地位，真正民间资本甚至民间社会没有形成。

　　二、中国人的基本经济观念

　　正如前面所说的，一些具体的经济心理现象，一般都是有其潜在的基本经济心理假设的，这些习以为常的基本经济假设是具体经济行为与心理过程的基础。而对于“利”的基本态度构成了这些基本观念的核心。

　　1、预期时限与理性的不同类型

　　以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东南亚地区的气候使得当地的农民很依赖于雨水，风调雨顺则丰收，雨水不均匀则歉收，本地的地主一般都采取分成地租的形式收税。当殖民者来到这里以后，不满意每年税收的多寡不一，于是采取固定地租的形式，而税率的确定，是根据以往多年的征收水平而取平均值，甚至略低于平均值。照理说，这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但事实是最终导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抗议的就是这种固定地租的形式。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原来农民基本都生活在贫困线上，他们不能容忍歉收年份的状况，因为采取固定地租的形式，歉收时交了租以后就所剩无几了，这样就完全不可能维持一年的生计，所以他们宁愿采取分成地租的形式，虽然这样意味着丰收的年份要交更多的地租。

　　这就说明，面对未来究竟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才是理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从多远的未来考虑问题，正如上面地租的例子一样，如果从未来20年甚至30年考虑，固定地租确实没有什么不好，但若只从未来一年来考虑，则面临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既可以说这些农民目光短浅，也可以说他们很保守，一点风险也不敢冒。但这种指摘是没有用的，因为所有的人都必须考虑生存的问题（现在也包括企业主体），不能因为未来有美好的前景就不顾眼前是否能够度过难关，区别仅仅在于不同的人可能“生存线”不一样，导致目光短浅或保守的程度有差别，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

　　而究竟以多远的未来来考虑问题，既与客观的条件约束有关，也与人们的主观心理倾向有关。从客观条件的约束来说，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中国在人口过剩的压力下，很少能够以长远的打算来规划生活，中国人的生活与东南亚那些农民的生活状况没有什么区别，也正因为如此，托尼才提出了中国人生活状况的“水齐脖子理论”，即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就象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长期客观条件的约束，也可以造成心理上的习惯性反应，从而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模式。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条件也影响到主观心理预期的时限。所以理性首先都是适应性的理性，只有当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客观条件的约束，做出大胆的、具有风险性的选择时，才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所谓改造性的理性，两者之间只是程度上的区分，没有绝对的界限。但程度上的差异也确实能够导致不同群体的基本经济心理及经济生活的规划。

　　2、中国人对未来的看法

　　人们对未来的根本看法往往决定了他们安排生活的基本方向，即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太重要的，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获得重要的东西。中国人对未来的看法在思想上主要受到儒、释、道的影响，而其中儒家的影响尤其显着。

　　儒家对未来采取的基本态度可以说是回避的态度，也就是承认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孔子对未来的基本态度首先是“未知生，焉知死？”，对未来采取避而不谈的策略，实在不得已，则坚持“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那也就是说，对未来还是不确定。但他同时强调，虽然人自身范围以外的富贵穷通自己把握不了，但个人自身之内的道德完善，却完全可以由自己控制，不仅可以自己控制，而且是没有止境的，具有无限的挖掘空间。所以虽然《大学》提出三纲八目的完人理想，但实际上更多的只关注前四目，即修身的部分，对于后四目，往往稍有留心，就被视为法家，以为不可。既然只有道德修养可以由自己控制，富贵穷通不能自己控制，就在心理上减弱了经济行为与经济结果之间的关联度，缺少这种关联度，就导致经济动机的缺乏。所以虽然孔子有“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因为有一个前提，即富不可求，使得以行动求富的动机不强，以致后来的儒家一涉及钱粮，就被冠以聚敛之臣、言利之臣的帽子，从汉代的盐铁会议，到王安石的变法，到东林派的空论，甚至到清末的维新运动，都是如此。

　　儒家中不仅仅孔子坚持这样的观点，后来的儒家大都坚持这样的观点。如在孟子看来，人力不仅不可改变命运，而且还不可预先知之。命运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是神秘的，非人格性的。并认为命运不可改变，“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藏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同时孟子也认为，即使是命运也不能控制人的意志和行为，当然这里的意志和行为主要是指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的意志和行为。再往后，如王充也是持同样看法，到了宋明道学，更是完全只在个人内在的修养上下功夫，即“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的过程。虽然汉代出现天人感应之说，但那只是团体或王朝层面上，而不是个人层次上，并且一到魏晋时期，人们在王朝层次上对道德定命失去信心，从而转向道家一贯坚持的盲目命运观，在命论方面，魏晋思想家的观点与道家同。唐宋以后，儒家的命运观又恢复到先秦时期，即孔、孟的观点上来。而在实现“完人”或“君子”的理想过程中，自然会有一种副产品，那就是“孔颜乐处”，这就是儒家所追求的一种乐境，就象基督的天堂、佛教的极乐世界、道家的洞天福地一样，只不过“孔颜乐处”并不是一种可以作为直接追求的目标，而只是一种自然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