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富贵

何富贵是和我父亲年龄相仿的人，个子比我父亲高出半头，身体比我父亲胖了几许，进过民间戏团，唱过半拉子的京剧样板戏，文革当过民兵营长。文革后靠着一口喇叭活，混迹于乡邻红白喜丧间。

　　我接触何富贵时，农民们已经分田到户了，他家种的桃是他的，我站在何富贵家的桃树下，望着半红半嫩的桃儿直吞口水。

　　何富贵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背后，伢子，你看什么呢？

　　我看什么呢？我说，我，我看天哦。

　　何富贵后来告诉我母亲，你说，这小孩长大了还不得成精啊，我问他看什么，他说他看天，你家里没天跑我桃树下看天来了？

　　何富贵一家四口，六十岁的老娘和一个十二岁的女儿美丽以及一个如我般年龄的儿子木林，整个观音村，他是唯一把自家门前用黄泥夯成院墙的人，许是有些文化就衍生出几丝风雅，院落里栽了三五株月季六七盆寒菊。

　　我是和何富贵的儿子木林同在外村的一所小学读书，木林的姐姐美丽一直缀学在家做家务，一双小手长满了冻疮，粗糙的如松树皮般，用何富贵回答村里人的话说，女娃子不要读书，读了就坏了。记忆中的木林被老师罚站受训是常有的事，老师说，你爸爸何富贵聪明绝顶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傻呼呼的东西呢？木林后来就成了全校学生奚落的对象，他很少说话，性格显现出和实际年龄不符的孤僻。

　　但是木林和我是要好的，在同一条泥巴小路上行走了五年，可以用形影不离来概括，他常常对我说说，等我长大了我要去上海找我妈妈呢。他每次和我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总是闪烁着幸福的光芒，或许，我是他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

　　其实我是见过美丽和木林的妈的。

　　离观音村十里地，有个劳改农场叫军天湖，它直属于上海市管辖，农场里有几千上海来的的犯人在这里接受改造。上海人有钱，做劳改也比观音村的农民舒服，它们吃的火腿肠和方便面是农民不敢奢望的，附近村落的妇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都形成了一个习惯，拿自家的鸡鸭鹅去农场换上海人的钱。上海人大方，无论是管教还是犯人，好像钱对它们而言无所谓似的，用上海话说，毛毛雨啦。这样的日子久了，许多妇女和上海人纠缠在一起，有些抛家别子的随上海人去了上海，留下一堆男人欲哭无泪。

　　一次母亲领着我去农场卖鹅，有个皮肤细腻打扮时髦的阿姨拉着母亲的手聊了好大会，阿姨的泪止不住地掉。回家的路上，母亲告诉我，那阿姨是美丽和木林的妈呢。我说，她怎么不回家看美丽和木林啊，母亲摇摇头，伢，她不要家了，你要记住呀，长大了不要娶戏子为妻哦。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和何富贵是从来不说话的，何富贵和村里的男人也是不多说话的，他常常一个人端坐在自家院落的月季下，悠扬顿挫地吹着喇叭，忧伤的音符轻轻地弥漫着山村，我父亲总是说，何富贵个狗日的又想他老婆了，现事报应啊！父亲的话饱含着恨意，那些黑白颠倒的岁月，何富贵是大队里的红人，父亲是他专政的对象没少吃苦头。父亲说，何富贵那会嚣张的很哩，好像天下是他的，他瞪着铃铛一样的眼，一只手掐着腰一只手点着我的脑壳说，你敢把毛选撕了擦屁股，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这句话父亲耿耿于怀了一辈子。

　　一次上学的路上，木林的脸有些肿，我说，木林，你爸爸又打你了？木林点点头，我爸爸喝了酒连我奶奶都打，骂我奶奶老不死，想上海人的东西。我说，好长时间没看见你奶去观音庙前晒太阳了。他诺诺道，我奶病了，天天躺床上呢。

　　我十一岁时的腊月寒冬，天上飘着鹅毛般的雪花，何富贵一大清早手持一柄黑雨伞挨家磕头，他的母亲昨夜一根麻绳了结了残生。我记得何富贵每跪一户人家哭的凄惨，哭的煽情，哭的别人眼圈抑制不住发红，他的身后跟着一双儿女，美丽的头发乱的像鸡窝，木林呆板的脸上刻满了泪痕。

　　后来的木林长大了，美丽也出嫁了。二堂哥结婚时，父亲从观音村带回来的消息是，美丽嫁了外村一个半傻的男人，男人的妹妹嫁了木林，村里人都骂何富贵禽兽不如。

　　许多年后，一次在电话中大堂哥和我聊到何富贵，堂哥说，木林真的去了上海，从此再没有回观音村，听人说，木林的妈已经是个富婆了，给木林在上海买了房安排了工作。美丽的婆家眼馋，天天鼓动着美丽也去上海找她妈，美丽不去，被逼急了喝了农药，绝尘而去。最可怜的就是何富贵了，许是劣质香烟抽多了，老了的何富贵被严重气管炎折磨，咳起来没完没了。瘦的皮包骨，眼窝里能坐人，自己不想遭罪了，把麻绳套在脖子上，却没力气蹬椅子，就那样活生生地憋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