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母心

　　母亲是我生活中最重要、最崇拜的人。她不仅赋予我生命，而且以身作则教我如何处世为人，在我眼中，她是一个超凡脱俗、善良而坚强的人。

　　上世纪40年代中期，有件事我记忆犹深。那时我家尚住愚园路，一天妈妈被喊下二楼，在楼道里接听电话，没说几句就瘫软在地，众人忙将她扶上楼来，半晌才缓过神来。原来父亲九妹的丈夫（空军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时撞上紫金山机毁人亡，噩耗有如晴天霹雳，当事人顿时乱了方寸，九姑父是为美国空军服务的，母亲通晓英语，因此从抚恤金到赔偿，从文案到谈判，所有善后她全程介入，陪同九姑去美领馆办理。几经交涉，据理力争，九姑终获理赔及赴美签证。此事更提升了母亲的威望，大家都赞她说，五嫂若非健康因素，准是个出色文员，是个难得的优秀人才！

　　解放后，父亲从大中华电影企业公司脱离出来，在该厂老板、香港娱乐界巨子蒋伯英的授意下，将上海仙乐舞厅一帮“洋琴鬼”——洛平大乐队引进香港，进驻荔园水上舞厅，当上了“荔园”首任经理。原先计划是他站稳脚跟后举家移港的，不料抗美援朝战火骤起，他担心战乱致使家人离散，遂弃职只身返回上海。

　　回沪后，父亲一时难觅合适岗位待业在家，日显“坐吃山空”的颓势。一天放学，我在有轨电车头等舱里眼见他追撵着上了三等舱，只为节省几分钱。此刻，我始觉家境拮据的窘迫，虽然他从不在我们面前表露什么；从第二天起，作为就读生，我也挤在三等舱里去上课，“聚沙成塔”的道理还是晓得的。

　　大约在1952年，父母在大姨夫的带动下，一起南下广州，筚路蓝缕，在广州糖果厂学着去打理他全然陌生的新行当。为了照顾父亲，母亲及弟弟也先后定居羊城，仅我一人留守上海。1954年起，由于妈妈的坚持，实现了她一直企盼的参加工作的夙愿，成了一名包糖计件女工。从她来信中我感到，尽管学非所用，她不以为苦反以为荣，认为以自己劳动换来的报酬更能体现自身价值，自食其力是她梦寐以求的。她进步神速，不久就被评为生产能手。当时广州生产的柑粉夹心、柠檬夹心糖，在上海市场颇受青睐，是馈赠亲友的上佳礼品。每当我剥开透明玻璃包装纸，将黄澄澄的糖含进嘴里，别有一番异样的甘甜，也许正是因为有一份母爱夹杂其间的缘故吧。

　　生活平实、平稳而又平淡地进行着，我则完成了由中学到大学本科的学业，踏入社会，拍摄了我的处女作《51号兵站》。她当然十分振奋，眼见儿子弥补了她自幼酷爱表演、无奈屈服于外公的威慑而未能如愿的遗憾，不时为我送来鼓励和祝福的声音。包糖车间的女工知道李亚男的儿子在拍电影，嚷着要她请客，她当众夸下海口：小组成员每人一票！总算盼到影片在广州放映了，不料盛况空前一票难求，排几个小时队每人限购四张，她一下子傻了眼，要花多少天才能兑现诺言啊？但她说为儿子排队也心甘情愿！看了影片后，在对新人一片赞扬声中，她的评价却惊人的冷静：“看得出你是努力的，角色完成得也算称职。”仅此而已，没有过多的赞誉，更无半句溢美之词。起初我有些不悦，但仔细想才体味到这是一种崇高而深沉的爱护，她是在我举步之初，激励我去攀越更险峻的高峰，去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

　　影片放映后，观众反应的热烈令我始料未及，我也一夜之间成为万人瞩目的新星。从此上街不再自由和方便，往往与认出你的观众不期而遇四目相接时，对方似被电击一般，反把我吓一跳！但当时人们对喜爱的演员表达方式含蓄，更多的是驻足观望、窃窃私议，佯装逛街一路尾随，勇者也无非上前搭讪，索要签名；绝无时下一班青葱少年对偶像顶礼膜拜表达爱慕时尖叫狂奔、围追堵截甚至鬼哭狼嚎、呼天抢地等过激的出格表现，那时要文静、文明、文化得多。

　　最常见的方式就是通信，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如雪片般纷至沓来：山区、矿山、部队、农村，由少儿到长者，无所不包，无奇不有。传达室大伯从开始一抽屉，后来索性用麻袋专装给我的信，我自然兴奋，嘴上不说，心里美滋滋的。对于大量求爱信我一概不复，惟独对儿童、战士、农民、侨胞的信，出于尊重，总要抽空复一短函，以免伤写信人的心。但因此也惹出不少麻烦：一位山东老乡接获回信后，抱着花生、小米之类农产品千里迢迢找来上海，与我称兄道弟，要我管他吃住；另一印尼女侨胞更是将当年短缺的油、糖寄我，我再三拒收后，居然亲自来上海要求在青年会宾馆面晤，我未理睬。不几日，对方竟然拎着大包小包找上门来了，其时正值剧团排练话剧《战斗的青春》，同事中叔皇，史久峰出面为我挡驾，称我出外景去了，方始打发走她。一时大家七嘴八舌为我支招，有人建议我索性从同仁中“租借”一如花美眷携带襁褓幼婴慨然赴约，以断绝对方非分之想……所幸只是趣闻一则，未付诸实现。好在当年不兴“狗仔队”，娱记大多政治领先，不似当下的某些记者，捕风捉影，对艺人隐私津津乐道，对八卦新闻趋之若鹜；否则传将开去以讹传讹，后患无穷。

　　更离谱的是一位中年妇女言之凿凿地称我是她失散多年的亲生儿子，因环境所迫转寄他人，如今坚决要求索回……我万分狐疑地向母亲求证，妈妈告诉我，这是观众企图得到你回音所采取的手段，你当然是我亲生的，岂容怀疑！我还傻傻地手执每日一封求爱信向团组织领导汇报，因对方威胁说再不接获回信她将自尽。还有的信件在一番褒奖之后，竟祝我“永垂不朽、万古流芳”，让人忍俊不禁、啼笑皆非。总之在这些光怪陆离的信件中，折射出人生百态，也迫使我这初出茅芦的青年在阅读中增长见识和日趋成熟。妈妈来上海看我时，腾出部分时间代我读信、捡信，帮我分析、研究，适时在我身边敲响警钟，告诫我对这些生活中的小插曲勿以为喜，自鸣得意，不应妨碍我将所有精力投身于刚始起步的事业，在关键时刻，为我拨正航向！

　　在我兄弟俩事业沿着既定跑道加速起飞、在父母工作步入稳步发展的时刻，一场风暴的突然来袭，无人得以幸免。在“欲加之罪”的年代，父亲一贯的乐善好施及助人为乐，按“阶级斗争”的观点被解读为对工人施以小恩小惠，达到拉拢、腐蚀的目的，无尽的游行、批斗，饱受非人的磨难，令人痛彻心肺。记得母亲曾在信中描述道：“见他在烈日暴晒下劳动，我的心在流血……”之后，很少再提及，大约是怕我伤心或牵连我的缘故吧。“四人帮”垮台后，他虽获昭雪平反，但积劳成疾，心力交瘁，终在1980年，被胃癌吞噬了生命。1980年暮春，我曾携女去探视，那时他已骨瘦如柴，命悬一线了。我送他去医院吊针、化疗，陪了他几天；当《子夜》剧组发来通告让我回组拍戏时，他一面催促我返沪，一边紧攥我手，双方都意识到这将是生死诀别！在一个滂沱大雨的清晨，我抱着小菁趟着水，噙着泪奔走在返沪的站台上，险些误了火车。

　　在父亲故世十年之后，悄然进入她的生活并与她为伍的竟是另一场夺命绝症，1990年3月她被诊断为卵巢癌三期并伴有轻度腹水，医生比对检验报告，对母亲的耐受力表示惊讶：如此巨大的痛楚她居然坦然承受！起始拟做手术，会诊后认为发觉为时已迟，决定保守治疗。我闻讯急飞广州探视，在弟弟家我们共度了她一生中最愉快，也是她临近谢幕的一段绚烂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