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题记
2011年2月，江西省新建县农民工周模英，进了县城一家工厂上班。3个月前，她还是一个刚从监狱出来的囚犯，想到如今在家门口便能打工照顾孩子，她不禁落泪感慨：“要是以前也能这样，我就不会杀死自己的女儿了啊！”而广州市检察院女检察官杨斌也感叹道：“但愿我5年的努力，能让她从此重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个是检察官，一个是农民工囚犯，她们之间能发生什么感人故事呢？
漂泊的代价：打工妈妈杀死亲生女儿
1974年，周模英出生于江西省新建县一个贫穷闭塞的山村。她仅上了3年小学，上世纪90年代初，她和几个老乡曾到深圳、东莞等地打工。20岁那年，她嫁给了一个湖南籍打工仔，但不幸的是，第三年丈夫就病故，她只好回了娘家。
周模英丧夫后在家乡受尽了闲言碎语。此后两年，她数次到广东打工。1998年底，经人介绍，她嫁给了同县男子熊墨德。
不久，周模英先后生下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2002年，为了养家，熊墨德只身到广州打工。2004年初，她怀上了第三胎。这年10月，她独自在家里生下了小女儿珍珍。可家里一贫如洗，没多久，她就把大女儿托给公婆带，然后抱着没满月的小女儿和儿子来到广州投奔丈夫。
熊墨德在广州市天河区车陂村打零工，一个月只有1000多块钱，除去房租、生活费，一个月下来根本没有剩余。有一次，丈夫埋怨道：“你跑来广州干嘛呀，在乡下，再没有钱，还有自己地里种的庄稼，这里什么都得花钱！”
周模英也很委屈，便和丈夫吵了起来：“你以为我想这样啊！在老家我要带三个孩子，就是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实际上，她也曾想在老家的镇上或县城找份工作，可家乡的就业岗位很少，想打工挣钱实在太难。
生活苦，周模英还能接受，她最怕的是城里昂贵的医疗费。从2005年5月开始，她的小女儿就接二连三地生病。一次，珍珍感冒了，她带孩子去了正规大医院看病，结果一次就花了200多元，她心疼不已。可病好了没过几天，孩子又发烧了。丈夫怪她不该去大医院，她只好去了小诊所，但不知什么原因，珍珍发烧还没好，反而治出了皮肤病，钱越花越多，她唯有偷偷地把结婚项链卖了。
那段时间，周模英十分郁闷，她很想找人说说话，倒倒心里的苦水。可是在城市里，她没有一个朋友。因为孩子的事，丈夫也很烦，每天早出晚归，一回来就累得倒头大睡。2005年7月15日，珍珍再次发烧，又花了“一大笔钱”后，孩子的病仍不见起色。7月20日凌晨1时多，刚睡下不久的周模英反复被床边摇篮里珍珍的哭声吵醒，她没法入睡，可是身边的丈夫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凌晨3时，她下床，抱着珍珍走出房间，来到车陂河边。她本来想在树下哄孩子睡觉，可哄着、哄着，她自己也不知不觉地跟着孩子一起哭泣，并且感到很绝望，她不知道孩子的病什么时候是个尽头，更不知道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想着孩子的病、丈夫的冷漠、自己的生活，周模英想干脆抱着孩子一起跳河算了。她一边哭着一边将孩子放到了河水中，看着孩子消失在水中，她也想跟着跳进去，但就在那一瞬间，她突然又想起另外两个孩子，“如果我死了，他们该怎么办？”她后悔不迭……回了出租屋，她默默地躺在仍在熟睡中的丈夫旁边，那时，她的脑袋里一片空白。第二天早上，熊墨德发现孩子不见了，急得四处寻找，她佯装不知道。后来两人打了110报警，孩子的尸体被人发现在河涌里，当天周模英就被警方刑事拘留，同年8月4日被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一个母亲，竟亲手将自己仅9个月大的女儿扔进河里淹死，天理难容。案件发生后，引来了人们的愤慨。同样痛恨周模英的还有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的女检察官杨斌，作为此案公诉人，杨斌第一次翻阅卷宗时，不断地凝视着被溺死女婴的解剖相片——小女孩长得十分漂亮，穿着一件很喜庆的红色肚兜，头发微卷，两手还张开着，微闭的双眼掩不住那长长的眼睫毛，仿若熟睡……那一刻，杨斌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在八年的检察官生涯里，她从未如此震动，她整夜整夜地想着那条幼小的生命，默默地哭泣，她无法接受这样残忍的行为，不禁对周模英充满了愤怒，以至于她决定提审时一定要狠狠地咒骂一下周模英！
难忘你含泪的眼眸：检察官执着救赎囚犯
但杨斌同样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当她在看守所里第一次见到周模英时，她的心还是软了，轻声问她：“你的女儿乖不乖？”“乖。”“漂不漂亮？”“漂亮。”“那你为什么还要亲手杀死她？！”她忍不住提高了嗓音，周模英吓得滑下凳子，愧疚地失声痛哭：“我没有资格做母亲，我对不起我女儿，判我死刑吧！”看着周模英绝望的神情，本想再骂一番的杨斌却开不了口，沉默片刻后她又安慰起来：“你还有两个孩子，要勇敢活下去！”说罢，她竟泪水盈眶，不得不结束提审。
随后，杨斌在办案中不断碰触到了这案子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比如周模英的身世、一家人的困境等，让她渐渐改变了最初的想法。尤其是周模英那张充满忏悔、痛哭流涕的脸，让她又不忍心地想：自己能为周模英做些什么呢？可是，她正要这样想下去时，那张被溺死的可爱无辜的脸，又浮现在她的眼前——作为一名检察官，她怎能偏袒一个杀人凶手？她的内心陷入了苦苦挣扎，自己到底该如何写公诉词？是倾向重判？还是争取轻罚？那段日子，她一天接一天地失眠。
被害者家人的态度是量刑依据之一。杨斌决定约见周模英的丈夫熊墨德。2005年11月的一天，寒雨纷飞，她见到了仍然租住在天河区城中村的熊墨德，他抱着儿子，站在她的面前，全身冷得有些发抖，小男孩额头还有一块伤疤，结着痂。她关心地问：“怎么不小心一点啊？”熊墨德却漠然地答：“我能怎么样，他自己摔的。”她心疼地抱过小男孩，继续问：“你认为你对妻子的行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么？”“我有什么办法，我要出去赚钱。”“你对这个事怎么看？”“都发生了，我有什么办法，我又没读过书……”
熊墨德始终冷冰冰得像一块石头，没说几句，就默默地走了。这让杨斌更加难过，心想：这个家不能散，孩子不能没有母亲。她进一步产生了要救赎周模英的念头——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模英同样是一个受害者，她也有苦衷。
于是，2005年12月7日，周模英涉嫌故意杀人罪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时，出庭支持公诉的杨斌在法庭上为被告人周模英请求从轻处罚，她说：“周模英的遭遇，固然是她个人的悲剧，但何尝又不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悲剧？我们不能漠视隐藏在背后的社会原因和背景……”
© 版权声明
版权申明: 本页内容所含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均转载自网络，转载的目的在于分享传递更多知识信息，并不代表本站赞同文章的观点和对文章的真实性负责。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请与著作权人联系，并自负法律责任。做为非盈利性个人网站，站长没能力也没权力承担任何经济及法律责任。如若本站的文章侵犯了你的相关权益，请联系站长删除或修正。谢谢。敬礼
